家谱（第4/18页）

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父亲接到几个匿名电话，打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一个声音直呼他的真名实姓。一天下午他外出时，两名法国警察按响门铃，要见“莫迪亚诺先生”。我母亲明白告诉他们，她只是个比利时年轻女子，在大陆制片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德国公司。她这套房的一个房间转租给一个名叫亨利·拉格鲁瓦的人，她提供不了什么情况。警探对她说，他们还会来的。我父亲为躲避他们，就离开孔蒂河滨路。我猜想已不是施韦伯林的犹太人问题的警员，而是稽查处的人员了——就是抓获萨莎·戈尔丁的那帮人。或者是巴黎警察局佩尔米勒警长的手下。后来，我拿一些面孔想要比对这些人的姓名，然而，他们始终隐藏在黑暗中，透出他们烂皮革的气味。

我父母决定尽快离开巴黎。我母亲在B家中认识的那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有位女友，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座庄园里。三个人便投奔她去了。我母亲带着冬季运动装，以备他们逃往更远的地方。他们在图雷讷的那座住宅藏身，一直待到解放，这才骑着自行车，随着美国部队的大溜儿返回巴黎。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我父亲在巴黎，还不愿立即回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害怕警察又来找他算账，不过这次是由于他在黑市的非法活动。我父母下榻的旅馆，这家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位于布列特伊路和迪凯斯纳路的拐角，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经去那里躲藏过。他打发我母亲去探探孔蒂河滨路，了解事态如何变化。她被警察局传唤去，接受一次漫长的审问。她是外国人，他们要求她说明，她受德国人保护，一九四二年来到巴黎的确切缘由。她向他们解释，她和一个犹太人订了婚，两年来就在一起生活。审问她的那些警察，想必就是数月前要以真名实姓逮捕我父亲的那些警员的同事。抑或是同一些人。估计他们现在按照那些假名寻找他，终归未能识别。

他们放了我母亲。晚上在旅馆客房，就在他们的窗下，女人同美国兵沿着布列特伊路马道散步，其中一位女子试图让一个美国人明白，大家等了他们多少个月。她数着自己的手指：“One, two……”可是美国人不明白，便模仿她的样子数起自己的手指：“One, two, three, four……”就这样没完没了。过了几周，我父亲离开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回到孔蒂河滨路他才得知，他那辆藏在讷伊一处停车场的福特轿车，六月份就被民兵征用了。乔治·芒代尔16遇刺身亡，乘坐的正是这辆福特，车身留有筛眼似的弹孔，被保存起来，以备警察调查之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我父亲骑自行车到布洛涅—比扬库尔区政府，申报我的出生。我想象他回来的路上，经过这年夏天欧特伊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个寂静的码头。

继而，他决定去墨西哥讨生活。护照都办好了。临行时刻他又改了主意。战后，他差一点儿就离开欧洲。三十年后，他前往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与世长辞。这三十年间，他频频出行，去加拿大、圭亚那、赤道非洲、哥伦比亚……他徒然寻求的，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我心中暗道，难说他不是逃避占领时期那几年。那个时期他在巴黎的内心感受，从未向我袒露过。身受追捕的恐惧和怪异的感觉，形同明确列入猎物的等级，而他本人却不知晓自己究竟是何等样人吗？不过，还是不要替别人去诉说衷肠，即使打破折磨人的沉默，我也总是心存障碍。

一九四六年，我父母一直住在孔蒂河滨路15号，五楼和六楼上。从一九四七年起，我父亲又租下四楼。这是我父亲极为短暂的一段相对兴旺的时期，直到一九四七年。随后就进入长期的所谓表面光鲜和贫困状态。他的工作伙伴有乔尔吉尼—斯奇夫、一个称泰西埃先生的哥斯达黎加公民，以及路易·德·拉罗舍特男爵。他也是牵连到“葡萄酒案件”一个叫Z的密友。我外公外婆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照顾我。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只懂弗拉芒语。一九四七年，我弟弟吕迪出生，是十月五日那天。解放之后，我母亲就到老鸽棚学校，上戏剧艺术课。一九四六年，在拉米绍迪尔17演出《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一九四九年，在影片《七月约会》中，有她几个镜头。

一九四九年夏天，在昂蒂布角18和巴斯克海滨，她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一个是俄裔的花花公子，弗拉基米尔·拉舍维斯基，一个是巴斯克人，写诗的德·A侯爵。这种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兄弟二人，单独在比亚里茨待了将近两年，住在卡萨·蒙塔尔沃街区的小套间，照看我们的女人就是门房。我记不大清楚她的相貌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们在比亚里茨圣马尔丹教堂受洗，父母却没有出席。根据洗礼证书，我的教父让·曼特，是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学，我第一次上学；比亚里茨圣马利亚学校，位于卡萨·蒙塔尔沃街区。

一天下午，放学出来，谁也没来接我。我要独自回家，但是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那位司机把我送到慈善医院，嬷嬷用乙醚棉团捂上我的脸，把我麻醉过去。后来我就特别怕闻乙醚味。反应太过分了。乙醚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功能，唤起我一种疼痛，随即又解除。记忆和遗忘。

一九五一年，我们返回巴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蒙巴纳斯剧院后台，我母亲在《菲莱蒙的情结》中扮演个小角色。她正在台上，我害怕了，哭起来。苏姗娜·弗隆19也在剧中有角色，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好让我平静下来。

孔蒂河滨路的套房。在四楼的房间，晚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和格格笑声，那是我母亲接待她那些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20广场的朋友。我难得见到她，也不记得她对我有亲热或者呵护的举动。我总觉得在她面前，要保持一点儿警惕。她突然发火让我手足无措，而我挺注重教理，就祈祷上帝宽恕她。我父亲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他经常跟两三个人待在那里，坐在椅子上或者长沙发的扶手上。他们交谈，轮流打电话，电话机抛来抛去，就好像一个橄榄球。我父亲时而招募几名少女，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教她们回答电话，说“他人不在”。他口授信件，让她们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