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流亡的骨头(第2/6页)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欧洲不回答》、《密谈》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等。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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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马洛伊正在国王天主教中学上文学课,校长走进教室宣布:“孩子们,全体起立!国王驾崩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学校放假。”马洛伊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并不清楚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的死意味着什么。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马洛伊就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ö)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Ödö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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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