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结婚三个月之后的6月份，我怀孕了。

我把消息告诉米海尔时，他一点也不高兴，再三追问我是不是真的。婚前，他曾在医学书中了解到，此事很容易弄错，尤其是第一次。也许我把征兆弄错了。

他说此话时，我起身离开房间。他还是站在镜子前，在嘴唇与下巴之间这一敏感部位移动着剃须刀。或许在他刮脸时说这话不是时候。

第二天，儿科专家杰妮娅姑妈从特拉维夫赶来。米海尔早晨打电话给她，她便放下一切，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杰妮娅姑妈说话时神情严峻。埋怨我不负责任。我将毁掉米海尔的全部心血。难道我就没有体会到自己的命运与米海尔的进步息息相关吗？正赶上大学将要举行期末考试这个节骨眼！

“简直像个孩子，”杰妮娅姑妈说，“简直像个孩子。”

她拒绝住我们家。居然傻乎乎地抛下一切冲到耶路撒冷。她很后悔。为很多事后悔。“不过是一次二十分钟的手术，就像给孩子割扁桃体一样简单。但世界上也有连简单事情也搞不懂的复杂女人。你呢，米海尔，竟像个哑巴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此事与你无关。有时我觉得，长辈为年轻人作自我牺牲并没有任何意义。我最好还是闭口不说吧，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呀。再见吧。”

杰妮娅姑妈拿起自己那顶蓝帽子，横冲直撞地走了出去。米海尔半张着嘴巴坐在那儿，默默无言，像刚听完恐怖故事的孩子。我走进厨房，锁上门，哭了。我站在橱柜前，刨了一只胡萝卜，撒上糖，加上些柠檬汁，哭泣着。即使丈夫敲门，我也不会开的。我现在几乎可以确信，米海尔不会敲门的。

1951年3月，婚后近一年，历经痛苦的妊娠之后，我们的儿子亚伊尔出生了。

夏天，刚开始怀孕时，我在街上丢了两个粮本。一个是米海尔的，一个是我自己的。没有粮本就不能买必需的口粮。一连几个星期，我出现维生素缺乏症。米海尔连粗盐也不肯在黑市上买。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人生准则：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领到新粮本以后，我继续忍受新的煎熬。有一次，我不小心在操场上跌了一跤，医生于是不允许我继续工作。这一决定对我们来说很残酷，因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很紧张。医生还给我开药方，补充肝汁与钙。我患有慢性头痛，似乎有块冰冷的金属片戳在太阳穴上。我又开始噩梦缠身，经常在尖叫中醒来。米海尔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我不再工作了，并说明了我的精神状况。多亏哈达萨的丈夫，米海尔从学生助学金管理机构借到了一小笔钱。

8月末，杰妮娅姑妈寄来一封挂号信。她没给我们写一行字，但我们却在信封内发现一张折好的支票，面值三百镑。米海尔说，要是自尊心驱使我把钱退回去的话，他愿意中断学业前去打工，于是我留下了杰妮娅姑妈的钱。我对丈夫说我不喜欢“自尊”一词，说我充满感激地将钱收下。这样一来，米海尔总让我想起中断学业前去打工的事。

“我会记住的，米海尔。你了解我，我不知如何去忘却。”

我不再去大学听课，不再去学希伯来文学了。我在笔记中写道，强烈的孤儿情绪在希伯来文学复兴时期诗人们的创作中十分普遍。但这种孤儿意识从何而来？又包括哪些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

家务活也顾不上了。整个上午，我几乎是独自一人坐在小小的阳台上，俯瞰一片荒凉的院落。我坐在折叠椅上，扔面包屑喂猫。喜欢看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父亲时不时使用一个短语“静观默察”。我默不作声地观看，但是离宁静却相去甚远，与父亲所说的那种默察大概还是相去甚远。孩子们气喘吁吁地激烈竞争，其乐趣何在？游戏令人疲惫，胜利乃是一片虚空。成功的期待又是什么？夜幕即将降临。冬天将要重回。暴风雨将要冲刷一切。耶路撒冷重会吹起劲风。或许会有一场战争。捉迷藏的游戏太愚蠢可笑了。我从阳台上可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谁能真正藏匿起来呢？是谁在作准备呢？热情是个多奇怪的东西啊！疲倦的孩子们啊，休息一下，放松一会儿吧！冬天虽然非常遥远，但已经在积蓄力量了。距离是靠不住的。

午饭后，我像干过什么重活似的，精疲力竭地往床上一倒，连报纸都看不动了。

米海尔早上八点离家，晚上六点回来。时值夏天。我不能往窗子上哈气、在玻璃上画东西了。为了叫我省心，米海尔重新开始了过去的生活，与他的同窗好友一起到马米拉路口的学生食堂吃饭。

12月是我怀孕的第六个月。米海尔参加第一学位考试。考取了第二名。对他的喜悦我无动于衷。让他独自庆贺去吧，留我一个人待着。10月份，丈夫已开始攻读第二学位。晚上，他疲惫不堪地回来时，会主动请令买杂货、买菜、买药。有一回，我让他去诊所替我取化验结果，他因而没有前去做一个重要的实验。

那天晚上，米海尔一扫往日的沉默。他试图向我解释他自己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应该想象他一切都称心如意。

“米海尔，我并没那么想。”

那么，我为什么让他感到负疚呢？

我让他感到负疚了吗？他必须意识到，我不能适应眼前这种浪漫。连件孕妇装也没有。每天穿着便服，既不合体，也不舒服。怎么能够使自己妩媚动人呢？

不，这不是他所要求的。他缺少的不是我的美丽。他所要求的无非就是我别这么倔强，别这么歇斯底里。

的确，在这期间，我们之间有一种不稳定的妥协。我们就像两个在漫长的火车旅行中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乘客，双方得互相体谅，彬彬有礼，互不干扰，互不侵犯，少打听对方的私事。要谦恭有礼，体谅他人。或许可以时不时地闲聊一番，让对方高兴。没有要求。甚至不时流露出适度的同情。

但车窗外却是一片平淡阴郁的景色：干涸的土地，低矮的灌木丛。

我要是让他关上窗子，他会很愿意去做的。

这只是某种冷漠的和谐。既小心又费力。就像走在被雨水打湿的一段石阶上。啊，歇息歇息吧。

我承认，经常是我自己打破了这种和谐。若不是米海尔那坚实的手臂我该是跌倒了。整个夜晚我故意静坐在那儿。好像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要是米海尔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会说：

“你管得着吗？”

如果第二天早晨他胆敢斗气，不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会咆哮起来，说他不关心我，所以不问候我。

冬天伊始，有那么一两次，我用眼泪把丈夫弄得狼狈不堪。我叫他畜生，骂他木讷无情。米海尔温和地驳回这些指控，措辞冷静而又耐心，好像是他犯了错误，我成了被抚慰的对象。我仍像个反叛的孩子一样不肯罢休。我恨他，恨得喉咙哽咽。我想弄得他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