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米海尔没有刮脸。我觉得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宗教传统的尊重，也并非尊重父亲的心愿（耶海兹克尔经常把自己描绘成持异端邪说的人）。他定是觉得在守孝周刮脸是一种堕落。当我们沉浸在悲哀之中往往将日常琐事视为极其堕落的事。米海尔总是讨厌刮脸。黑色的胡楂儿盖住了他的面孔，显示出一种愤懑之情。

满脸胡楂儿的米海尔在我眼里似乎换了一个人。我时常觉得他的身体比实际上的要强壮。他脖子变细了。嘴角上出现了皱纹，表现出米海尔并不具有的那种冷峻的嘲讽。他目光倦怠，像是刚刚干过重体力活。丈夫在守孝期的模样就像是阿格利帕街小作坊里脏兮兮的工人。

每天，米海尔多是坐在扶手椅里，穿着暖呼呼的棉拖鞋以及浅灰格长袍。当我把每天的报纸放在他腿上时，他便弯下身子去读。报纸要是掉在了地上，他也不劳神去捡。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还是坐在那儿发呆。有一次，他要我给他倒一杯白兰地。我按他的吩咐做了，但他好像是忘记了。他吃惊地紧盯着我，不去碰酒杯。又有一次听过新闻后，他说：

“好奇怪啊。”

接着便没话了。我没有问他什么。电灯发出昏黄的光。

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些日子里，米海尔十分安静。我们家也很安静。有时，我们都像坐在那里等待什么消息。米海尔对我和儿子说话时声音轻柔，好像居丧者是我。夜里我非常需要他。那是一种痛苦的渴望。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未感觉到这种依附到底有多么堕落。

一天晚上，丈夫戴上眼镜，双手撑在桌上，站在那里。他垂着头，佝偻着背。我走进书房，丈夫这副样子简直是让耶海兹克尔·戈嫩附了体。我惊呆了。他低着头，耷拉着肩膀，一副松散的架势，活脱脱就是他父亲。我想起举行婚礼那天，在斯泰玛斯基书店对面的拉比楼楼顶平台，米海尔和他父亲是那样的相像，以致我把他们都搞混了。我没有忘记。

上午，米海尔坐在阳台上，观看下面院子里的猫嬉戏。非常安详。我从未见到米海尔这么放松过。他总是急匆匆地赶工作。笃信宗教的邻居们前来表示慰问，米海尔冷漠而礼貌地接待他们。他透过眼镜，望着凯姆尼扎全家以及格里克先生，好像一个严格的老师盯着令其失望的学生，直到他们把吊唁词卡在喉咙中。

撒拉·杰尔丁太太犹豫不决地走了进来。建议让孩子住到她那里，直到守孝期满。米海尔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那是为什么？”他说，“又不是我死了。”

“绝无此事，千万别这么想。”客人惊愕地说，“我只是想，没准儿……”

“没准儿什么？”米海尔强硬地打断了她。

老教师大吃一惊，急忙离去。出门时要我们原谅她的冒昧。

卡迪什曼先生来了，身穿黑色哔叽套装，神情庄重。他宣称通过利亚姑妈的关系同死者有平淡之交。尽管他与死者的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一直对死者怀有深深的敬意。按他自己的话说，死者是工人运动中鲜见的诚实人。并非虚伪之辈，只是误入了歧途。“他没有死，只是先走了一步。”卡迪什曼先生补充道。

“他当然没有死，先生。”米海尔冷漠地说。我强忍住笑。

米海尔朋友的丈夫突然从惕拉特伊阿尔基布兹赶来。出于周到，他不进门。他希望表达他的哀悼。要我告诉米海尔说他已来过。当然也代表利奥拉。

第四天晚上，地质系的教授及两位助教前来看望我们。他们坐在客厅里米海尔坐的扶手椅对面的沙发上。他们挺起腰板，双膝并拢。我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米海尔要我给三位客人冲咖啡，并给他一杯茶，因为胃灼热，不放柠檬。接着，米海尔问起在内盖夫的纳哈尔阿鲁格特干的考察情况。当一个年轻人回答他的问话时，米海尔的脸突然抽搐着转向窗子，好像是体内的弹簧断了。他双肩抖动。我十分震惊，因为我觉得米海尔是在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接着，他回过头。脸色疲惫，毫无表情。他表示歉意，要求他们继续讲下去。“请什么也不要省略，我都想听听。”讲话的年轻人准确地接上自己刚才的话茬儿。米海尔阴郁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是让我脸上某些他从未注意到的细节弄得惊愕不已。夜风吹打着墙上的百叶窗。时间仿佛化作了有形体。灯光。画面。家具。家具的影子。亮块与阴影间抖动的线条。

教授突然缓过神来，打断了助教的话。

“月初你给我们拟的那个提纲目前看着还行。事实与你的假设正好相符。这样我们的感情就很复杂了：一方面对操作结果感到失望，同时又为你的严谨感到欣喜。”

继之，他又令人费解地补充几句，谈及吃力不讨好的应用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相悖，强调创造性直觉对两种研究的重要性。

米海尔干巴巴地说：

“冬天不久就要到了。夜会变长。漫长而寒冷。”

两位年轻助教对视了一下，接着又瞟了一眼身边的教授。老人使劲儿地点点头，表示已明白他们的暗示。他站起身庄重地说：

“我们也深感悲痛，戈嫩，盼望你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上。努力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戈嫩。”

客人要走了。米海尔送到门厅。当他给教授披灰大衣时，举止有些笨拙，米海尔满怀歉意地笑了笑。从晚上开始的那一刻到现在，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因此，他的微笑刺痛了我。他的礼貌是出于尊敬，并非发自内心。他将客人送到门口。客人走后，米海尔又回到书房。沉默。脸冲着黑乎乎的窗子，背对着我。他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但没转过身来。他说：

“汉娜，请再给我倒一杯茶，把大灯关掉行吗？父亲让我们给孩子取一个旧式名字时，我们应该满足他的愿望。我十岁那年发高烧，父亲连续几个夜晚都坐在我身边，不住地往我额头上放干净的湿毛巾，一遍遍地唱那支他唯一会唱的摇篮曲。声音平平，也没有个调儿。那支歌是：该睡了。天黑了。太阳海上沉。星星空中闪。噜啦，噜啦，噜啦呗。

“我和你说过没有，汉娜，杰妮娅姑妈想方设法要给父亲找个后妻？她几乎每次来看我们时，都带来一个朋友或熟人。容颜衰老的护士，波兰移民，皮包骨的离婚女子。女人们从向我发动进攻开始，拥抱，亲吻，一盒盒的糖果，喁喁私语。父亲一向装着不明白杰妮娅姑妈的意思。他很有礼貌。他通常一开始就谈地方官新颁布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