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3页）

所以，就在夏多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作米兰人的：“把自己叫作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穿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报员。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像割死鱼一样在解剖。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他对自己的作品所做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