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滞留科隆城她对我发指令狂欢夜会上我目击魔幻景

Ⅰ

想必，那个折磨莱娜塔的恶魔使她蒙受的不单是痛苦，也还有绝望，正是这绝望取代了那些让她心醉神迷的希冀，也正是这些痛苦、希冀与绝望的轮番进攻，造成了她身心衰竭，仿佛大病一场，病得很久，很重，症状难以查清。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在我们白白等待亨利希伯爵的那一夜过去之后，莱娜塔处于全身疲乏毫无力气的状态，连从床上坐起身都不行，她不能挥动右手，她说她的头脑里仿佛扎进了一根尖钉，这样，她不得不躺在床上度过了好几天。而去服侍一个生病的女士，就像医院的护士那样喂她吃喝，就像喂着体弱的婴孩那样哄她快快沉入那困倦欲眠的梦境，藉此护卫她那脆弱的神经，利用自己那贫乏的医药知识为她寻找一些可以减轻疼痛的药品——为她去作这样的操劳，对我来说可是一个莫大的幸福。尽管莱娜塔接受我的效劳时还带有她所惯有的那女皇般的轻慢，可是从她的眼神来看，从她一个词一个词吐出来的话语来看，我有权断定，她很看中我的忠诚与我的操心，而这也就是对我不久前所蒙受的所有磨难的一种犒赏，绰绰有余的犒赏。在与莱娜塔相处那最初的五天过去之后——那五天简直就像悬崖之间永不消停的瀑布——终于降临了于我而言的平和而宁静、忧郁但甜蜜的日子，这些日子彼此是那样的相仿，以致于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天，好像是在几个不同的镜面被映现的一天。

如今，当我的思绪飘回到那些时日，我就感觉到，一股怅惘之情像鸟爪一样抓扯着我的心，我真想向主倾诉怨言，承认这回忆的机能乃是他给我们的那些赐予中的最无情之物。然而，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是不能抑制自己不去描写那些时日的奇遇，哪怕是三言两语。那几个房间，我们全部悲剧性命运就在其中孕生的空间，那作息日程，在风风雨雨中一直恪守不移，直到我们俩第一次分手那可怕的时刻降临——总是引发我去追忆去描述当年的奇遇。

莱娜塔并未与我谈起她那仿佛就住在科隆的亲戚，也未曾谈及她那要抛开我的愿望，所以我就很下一番功夫去张罗，为她安排了一个尽可能更为舒坦更富情趣的栖身之地。我从二楼的三个房间里挑出一间给她，那一间本是玛尔塔为她的那些老主顾中最高贵的房客特备的，因而她把这一间装饰得多少有几分华丽。在一进门靠右手的墙边，在不太高的台基上——不过走上这个台基也得跨越三级台阶——摆放着一张很漂亮的木床，床架也是木质的，床架上罩着半个天盖形的幔帐，那幔帐是用花布做成的，枕头上都套上了带有花边的枕套，被褥则是缎子面的。这间房里另一个重要的设备就是那壁炉，它是由彩色瓷砖砌成的，这可是一件不常见的东西，即便在米兰你也并不总能遇上的。外墙边立放着一个很大的衣橱，门上雕花，带镶嵌的；两扇窗子之间是一张桌子，也挺好看，桌腿弯成弧形，而床后的墙角里置放着端端正正的供台。给这间房平添光彩的还有椅子，读经桌与一面偌大的意大利穿衣镜，它挂在进门的左手。这环境，我现在追忆起来都历历在目，此时此刻，就在我写出这几行文字之际，我总觉得，只需一站起身，一推开门，我马上就又走进莱娜塔的房间，而立即见到她，见到她低垂着头，把脸埋在那张由旋制的木板做成的读经桌上，或者，她伫立在窗口，把脸颊紧紧地偎依到窗上那冷冰冰的玻璃环上。

把莱娜塔的房间与我的房间隔开的是一条狭窄的过道，这过道通向那装有顶篷的回廊。那回廊很长，围住了整栋房子的一半，从回廊上沿楼梯可以径直走到下面，而不用穿过一楼；我住的这一间，是玛尔塔为那些不太有钱的过路人而备的，房间内家具摆设相当简陋，但比起街上那些专做旅客生意的旅店来说，这房间毕竟还是要好些，明亮些。除了这两个房间，归我们支配的还有一个房间，那间很小，与我们各占用的那两间都不相通，从屋内的楼梯口可径直进入这个小房间，我们起初并没有想到要用上这间斗室，我之所以把这一间的房钱也支付了，乃是想在这二楼上躲避开任何邻居。的确，在这栋僻静的小楼房里，除了我们俩，就只有玛尔塔，这个女人倒是喜爱聊天，但要把房客强行拉扯到自己身边去闲聊一通——她还不那么情愿，于是，我们俩，即使置身于喧哗与闹腾的科隆城，也是与人们隔开而独然栖居，这份清寂，并不亚于那置身于巴比伦神魔的森林之中的马尔林当时的处境。

玛尔塔这老太婆确信，我这是偕同年轻的爱妻来故城美滋滋地欢度蜜月，自然，她根本就不曾生出疑心：我们是在怎样奇怪地打发时光。她从我手中得到慷慨的房租之后，挺乐意也真热心地向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完成我的各类委托，并且还尽力改善我们的膳食：清晨，在早餐时我们总能享用煎蛋、香肠、奶酪、煮鸡蛋、烤熟的板栗，刚出炉的椭圆形白面包；晚上呢，在正餐之前，作为晚茶，我们通常能得到羊肉、猪肉、鹅肉、鲤鱼、虾；我本人在晚餐时还总得到一瓶葡萄酒，莱茵牌的，或者是马利瓦西牌的。我不想与这座城里的任何故旧恢复交往，这一点曾使玛尔塔十分惊讶，她不止一次地劝说我去拜访一下现今已属老朽的奥特弗里德·格拉尔德，他是我当年的恩师，可我却恰恰相反，严厉禁止她向任何人披露我现在正在科隆逗留。顺便说一下，看来，玛尔塔并没有坚定地执行我的这一吩咐，因为有时在街上就有人试图对我表示问候，在那些人中间我也认出某些故旧，不仅有先前的酒友，甚至还有当年的同窗，他们后来留校成了硕士，不过，我总是让人家明白，正在对我行鞠躬礼致意的那一位是认错人了。

莱娜塔患病期间以及她病愈复原的最初阶段，我与她是在交谈中度日，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如今，她倒是挺愿听我讲讲新西班牙的故事，她对我在过去的生涯中竟有机会见识到那么多的东西深感惊讶。有时，她用她那纤柔的手指温存地触摸我的脸，一边还念叨着，仿佛是在哄着一个小男孩：“鲁卜列希特，你可真是我的聪明鬼，大学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期间我们俩都未曾用片言只语去暗示那件心疼事，既没有去暗示亨利希伯爵，也没有去暗示那充满敌意的、恐吓过莱娜塔的恶魔的势力，而在它们重又作祟之际——这情形后来发生了好几回——我们不得不在黄昏里，在黑暗中，再次听到那耳熟的敲墙声，我们就赶紧把壁炉中的火苗儿吹旺，开始去谈另外的事情，这样一来那敲击声自个儿也就消停了。顺便说说，有时候，那些不见形体的敌人以其明显的在场而营造了一种令人发怵的氛围，这氛围不仅使我发窘，也使莱娜塔尴尬。在那种情形中，她就不打发我回我自己的房间就寝，而允许我留下与她一起过夜，有时坐在她的床头，有时则再度与她同床，躺在同一床被褥底下，虽然，作为一个男人与一位女子，我们彼此间仍旧还保持那“格格不入”的状态。我甚至在这种着实折磨人的亲近中发现一种特别的甜蜜，一种特殊的美，就像有人尽兴地享受那锋利的刀刃深深地切割肉体时所产生的快感，已经失去知觉的肉体在被切割时反倒能产生那种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