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森·代达罗斯

在这以后，谁能入睡呢？我甚至连灯也不关。我长时间地凝视着E.I.洛诺夫的整洁的书桌：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打字纸，每沓颜色很淡，但都不同，大概是每次改稿都用不同的颜色。最后我起了床，虽然这样做肯定是亵渎圣地的，我还是穿着裤衩，坐在他的打字椅上。怪不得他背痛。这不是一把给你休息的椅子，如果你有他那么肥胖的身材。我轻轻地用手指抚摸他的携带式打字机的字键。一个哪里也不去的人为什么用一台携带式的打字机？为什么不置一台炮弹大小的、黑色的大机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作？为什么不置一把经理用的垫得厚厚的舒服的椅子，可以往后一靠，慢慢思索？真的为什么不那样？

他桌子旁边的墙上有一块小布告板——这是这间小屋子的唯一的真正装饰——上面钉着一个当地银行送的小小的挂历，还有两张加了评注的卡片。一张记着一个断句，出处是“舒曼，论肖邦的降B小调谐谑曲第二号，作品编号31”。上面写的是“……这样洋溢着柔情、勇气、爱和蔑视，可以与拜伦的一首诗相比，这样不是不合适”。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这句话，或者洛诺夫怎样理解这句话，但是后来我想起了艾米·贝莱特能够极其动人地弹奏肖邦的作品。也许这是她为他打出来的，仔细地标出了出处等等——也许是附在一张唱片的礼物匣子里，使他在每天傍晚的时候能够听肖邦的曲子，即使她已不在身边。也许我第一次看到她坐在书房地板上时在沉思的就是这句话：她在沉思，因为这句话说的情况不论对她本人来说，还是对音乐来说，同样都恰当不过……

如果是流落在外的，那么她的家人呢？被杀害了？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她的“蔑视”？但洋溢的爱又是对谁而言的？他？如果这样，蔑视可能是对霍普的。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

不需什么天生的机灵就可猜想另一张卡片上所打的引语的吸引力。在听了洛诺夫一晚上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头上挂着这三句话，而他就坐在这三句话的下面把自己的句子颠来倒去。“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就给什么。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任务，其余就是艺术的疯狂。”这些想法据说引自亨利·詹姆斯的一篇我没有读过的小说，名叫“中年”，可“艺术的疯狂”是什么意思？我能够想象任何形式的疯狂，除了艺术的。艺术应该属于理智的，不是吗？还是说我哪里搞错了？在夜晚结束前我得通读《中年》两遍，好像是准备第二天早晨应考似的。不过当时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早餐的纸餐巾上出现了“亨利·詹姆斯云‘艺术的疯狂’作何解释”这个问题，我就准备写上它一千字。

洛诺夫子女的照片放在打字时所坐椅子背后的一个书架上：一男二女，他们不论哪一个的骨骼都一点也看不出父系基因的痕迹。一个女儿是个皮肤白皙、脸上有雀斑的少女，戴着玳瑁边眼镜，看上去很像她羞怯、用功的母亲大概在艺术学校时代的样子。在折叠式镜框的另一边是一张九年前八月间从苏格兰寄到马萨诸塞州来的明信片，只写给作家一个人。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它赢得了纪念品的地位，保存在玻璃下面。许多关于他的生平事件说明，他同子女的通讯并不比他在三十年代有足够的意见可以在曼哈顿发表要容易。“亲爱的爸，我们现在班夫郡（高地），我站在达夫镇巴尔维尼堡垒的废墟中，玛丽·斯图亚特曾经在此住过。昨天我们骑车到考德去（考多尔的桑恩，约一〇五〇年，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邓肯就在那里被害。再见，贝基。”

在他书桌后面还有几架子他的著作的外语译本。我坐在地板上想把我原来在洛诺夫的著作的英文版中读到的句子，从法语本和德语本中找出来。至于比较冷僻的外语译本，我能做到的只是在几百页一字不识的书中找到书中人物的名字。佩奇泰尔，马库斯，里特曼，温克勒。他们都在那里，四面被芬兰语所包围。

她的语言是什么？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她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内心如拜伦的诗一般满溢的情感？

我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划线的大拍纸簿，这是一只鼓鼓的Bildungsroman的皮包，其中放了几本书，一共有十磅重，五本不著名的杂志，足够的纸张可以供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我坐公共汽车来回时灵感来了的话——我开始有系统地把他的书架上我所没有读过的书开列清单。德国哲学出乎我意料得多，刚写了半张纸，我似乎已经判决自己要从事终身苦役了。但值得称道的是，我继续抄下去——有他在上楼去读书之前称赞我的话作为陪伴。这些话，还有敬酒，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已有一个小时了。我终于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下了他所说的话，以便弄清楚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的全部意思。

结果却是，我要另一个人也看到，因为我马上忘记了就要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施泰因(1)手中受到的考验，坐在洛诺夫的书桌前，在拍纸簿上吃力地向我父亲——那个当脚病医生的父亲，我的许多父亲中名列第一的父亲——解释，根据E.I.洛诺夫那样一位声学家的说法，从我的膝盖后部发出来、已到了我的头顶上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这封信早已该写了。到如今他已等了三个星期了，盼望我在做了对不起伟大的提携者的事以后有一些幡然悔悟的表示。而这三个星期中我却让他闷着干着急，如果你是这样来形容你从早上四点钟噩梦醒来后就无法再想别的事情的话。

我们之间的问题出在我把一篇根据家庭纠纷所写的小说原稿交给我的父亲以后。在这件家庭纠纷中，他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已快有两年，最后两天还是免不了对簿公庭，大吵大闹。这篇小说是我雄心最大的一篇——一共有一万五千字——我认为，我送去给他看是出于好意，同我在大学里把学生诗刊上还没有发表的诗先寄回去给他们看一样。我并不是想找麻烦，而是想博得钦佩和赞扬。我出于最古老和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希望他们感到高兴，感到骄傲。

这其实也不难。几年以来我一直寄剪报去给他“存档”，这就够使他感到骄傲的了。这些剪报已有厚厚的一叠，都是一些杂志和报纸文章——包括一篇不漏的“美国空中市民会议”的记录——谈的都是他所说的“重要问题”。我只要回家去探望他们，我的母亲就能够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讲一件事情，总是带着她的极为自满的神情提醒我，他是多么高兴，可以向他的病人说（那是已经在他心目中的重要问题上向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以后）：“我刚刚在今天早上的邮件中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材料。我的儿子内森在大学里看到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每门功课都是优。十六岁就去了那里——特别班。他在芝加哥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寄来给我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