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第4/5页）

“你们看，就是因为那一把火烧掉了小图书馆的几千册藏书。所以作为补偿，我应该多写几部。”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们说。失业后，他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时间写成了处女作《撒旦探戈》，灵感就缘于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拉斯洛善于描写封闭乡村的精神世界，能透过小酒馆里的琐碎场景看到人类最内心的层面。

在《撒旦探戈》里，伊利米阿什从城里回来了；在《战争与战争》的序篇里，先知以赛亚回来了；在《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里，又一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现在绝望者们的视野里，温克海姆男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回到匈牙利，回到无望的故乡，在这里，人们等他就像等弥赛亚，等救世主。

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

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尔或艾斯特哈兹，他也在作品里通过东欧人特有的幽默表现事物悲喜剧的两面。在读者看来，《撒旦探戈》是绝对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认。拉斯洛说，凡事都有悲与喜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

5

拉斯洛是一个看过世界的人。1987年，第一次离开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给他的DAAD奖学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柏林墙倒塌后，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不仅经常往返于德国和匈牙利之间，还先后旅居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希腊和日本，还有中国。

自从在塞格德相识后，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中国计划”他酝酿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实现。那一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从世界范围选出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请他们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后沿着他的足迹实地游访，写一篇报道。与拉斯洛同在名单上的还有马尔克斯。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白，决定沿着诗仙的足迹走一圈。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译和助手。

我们在五一节那天从北京出发，搭乘火车和长途汽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一路上进行了大量采访，每到一地，都要拜会作家同行，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跟中国文人谈李白并不是难事，他们总能谈出个“诗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会为李白是“儒”是“道”争执一番。但是，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有没有听说有关李白的传说？作为中国人，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李白坐在你的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要命的是，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采访者们当时莫名其妙、瞠目结舌、甚至忍不住喷笑的表情和录音机里录下的一句句不知所云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觉得拉斯洛的采访很搞怪。李白写过诗千首，但大多数中国人能顺口背出的总是那首并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过无数山川，但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有后人附庸风雅的题字和为开发旅游而翻修的庙宇。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是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我耸肩默认。的确，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与一个欧洲人说“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许，一个中国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说“不知道”比随便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更能激发他的灵感？

旅程结束，在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完我们录下的十四盘磁带之后，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他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灵魂的文章，不是向欧洲读者介绍生平，而是讲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根据这次旅程，他写了一篇散文体长游记《只是星空》。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朋友的作品产生了好奇，毕竟他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刚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不但翻着字典读了，还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其中一篇《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中文，几年后发表在《小说界》上。现在回过头看，那是我文学翻译生涯的起点。

以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但过去读书大多迷恋于内容，翻译《茹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感觉到读书的蹦极状态。这篇小说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字，但让我染上了翻译的瘾，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为未知的未来做准备，直到2002年秋天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命运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不仅成为翻译家，还成了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他和凯尔泰斯都是我的文学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当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就兴冲冲地将一本散文集《乌兰巴托的囚徒》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听不懂，更不用说阅读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尽量简单地告诉我，1991年他从蒙古转道去中国，过境时签证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说来真是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后我会翻译他的作品，会充当他的中国声音。

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界来讲，本来不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后多次来过中国，造访过多位作家和编辑，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他学中文的妻子也来中国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从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他，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又发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觉并不灵敏，或是知难而退，直到他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才蜂拥而至。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终于，曼布克国际奖圆了他的这个梦，使他在中国变得抢手，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十五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