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第2/5页)

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

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

“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

“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

“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

“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

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

“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

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

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

“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

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

“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

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

羽生说道:

“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2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

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

“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

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

“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

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

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

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

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

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

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

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

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

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

“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