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阐释五角星

圣地亚哥（San Diego）一栋实验综合楼的一间安静的会议室里，我拿着圆珠笔，将笔头立在一张纸上。一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就在我旁边，她名叫露丝·克兰明（Ruth Klaming），手上的一只秒表提醒着我该做什么。一座小金属支架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直接看见自己的手，然而我能够从面前桌子上的一面镜子里看到它。这张纸上印着一个大五角星。五角星有两层轮廓，内层和外层轮廓间大概相差一厘米。露丝解释到，我的任务就是绕着五角星画一条线，这条线要画在两层轮廓之间，从顶端按逆时针方向画完，尽量不要碰到这两层轮廓。露丝按下了秒表的开始按钮，于是我开始了。我看着镜子里的手，然后开始动笔，我画了短短一秒，就看到镜中的笔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移动，移向了五角星外侧的轮廓。于是，我停下了笔。我准备再次移动这支笔，但是我一开始，就看到画出的线再次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它画出了五角星的轮廓，我的手停住了。我坐在那里紧握着笔，盯着镜子，试图解决这个失误。显然，问题在于这面镜子。在镜子中看到正确的方向时，我得把手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换言之，倘若镜像指示，我应该将笔移向自己，那么我就要在现实中将笔移向对面。逆着镜像所提供的视觉线索行动，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适感。我逆着自己，颤抖着将笔向右边移动了一两英寸，知道笔尖碰到了五角星的第一个拐角，也就是第二个顶点。然后，我再次停住了，想搞清楚接下来手要往哪边移动。然而，我再次搞错了，在慢慢画到第三个顶点之前碰到了边缘。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之后的画星之旅中重复了多次，直到我画到了起始的那个点。露丝按下了秒表的按钮。

她告诉了我花费的时间，甚至都不介意假装我的成绩很好。之后，她拿开了那张纸，又拿了一张新的过来，然后我又重新开始。一共五张纸，我一共画了五次星星。我的成绩每次都有略微提升，直到第五次，我感觉非常舒适、非常自信，几乎能够克服我所见和所感之间那种奇怪的不适感。

露丝集合了我画星的这几张纸，将它们装订在了一起，然后在设备中新建了一栏。她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我则坐到了桌前的另一个座位上。当露丝回来时，她带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我叫他杰森（Jason），而杰森坐到了我先前的座位上。他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和一件红色的T恤，上面印着《闪电侠》（the Flash）的闪电标志。他腰上挂着个腰包，里面装着他的手机以及一台掌上游戏机，游戏机里满是经典的任天堂（Nintendo）游戏。杰森将近30岁了，但看起来显得很年轻，他留着束状的络腮胡子，鱼状（mulletish）的发型。

露丝向杰森解释了这个测验，并给了他一支笔，于是杰森将笔尖放到了五角星的顶点。然后，露丝按下秒表，他开始了测验。杰森的第一次测验比我要快，他的第二次甚至更快。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升，直到第五次，他画星的速度变得极其之快。露丝向他表示祝贺，然后集合了他的所有画纸，将之装订了起来。

我们在会议室里一起吃了午餐，午餐有三明治和苏打水。露丝在那里，好似杰森的妈妈。

我向杰森介绍了自己。他问我从哪里过来的，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他点了点头。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我一脸茫然，而他停住了片刻，然后带着一声苦笑说了一句妙语。

“还是说，你经常坑他们？”

我笑了起来，然后改变了话题，我问杰森他掌上游戏机的事情。他拿出来给我看，并向我解释游戏机要怎么玩。游戏机装着一个特别大容量的盗版卡带，这盘卡带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游戏：《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超级玛丽3》(Super Mario Bros3）、《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系列角色扮演游戏。他放下了游戏机，然后我们安静地吃了两分钟。然后，他“妈妈”说话了。

“这是卢克（Luke），”她向杰森说道，并把头靠到我的方向。“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杰森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好像在搜寻某种提示。我等了等。最终他笑了。我明白他又开了个玩笑。

“地球。”他说道。

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他点了点头，一秒钟之后，我看到了他脸上又一次浮现起的微笑。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杰森年轻的时候，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大脑感染，这次感染波及他的内侧颞叶，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他的海马、杏仁核、爪形钩、嗅觉皮层的大部分组织。感染过后，其带来的损伤奇怪地与我外祖父对亨利造成的损伤类似。杰森也像亨利一样，患上了深度遗忘症。只有他持续关注着一个客体、观念、名字、面孔时，他的记忆才能维持。一旦他的注意转移了，那么之前的一切都会消失。杰森有着同很多失忆症病人一样的反应，即由于无法回忆过去，他们只能关注于当下，搜寻一些线索和暗示来理解周围的环境。这种表面上的便利，使得人们很难发觉其背后的障碍。如果我遇到杰森之前并不了解他，那么我很可能不会怀疑他有任何毛病，直到他重复了育空地区这个玩笑。

午饭过后，露丝让我坐到镜子前再做一次测验。我的成绩比一开始好很多了。我的手似乎知道该往哪边移，知道如何协调视觉上的不一致。当然，我还是有点笨拙，画的线条歪歪扭扭，但是之前的那种僵硬已经没有了。到第二次画五角星的末尾，我完成得比之前更快，犯的错误更少。

然后，我看到杰森也再一次做了测验。他坐到了我之前坐的位置。

“你之前见过这个测验吗？”露丝问他。

“没有。”他说道。

露丝记下了笔记，然后再次向他解释了测验规则，就像她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那样。杰森拿起一支笔，把笔尖抵到五角星的顶点，全神贯注地看着镜子。露丝按下了秒表，杰森开始了。

正如之前一样，杰森完成测验比我更快、更准确，到第五次画星时，杰森取得了露丝所见过的最高成绩。

杰森绝对没有第一次参加测验的记忆，到他离开会议室时，他也没有上一次来会议室的记忆。那么，他怎么能够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提高执行任务的水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另一个测试室，那里有着另一堆画得潦潦草草的星星。

1957年，在她的论文发表之后，布伦达·米尔纳像以往一样，继续着从蒙特利尔到哈特福德的来往，她乘着夜班车，花上几天时间与亨利待在一起，探寻着亨利遗忘症的深度。一开始，其深度似乎没有极限。对于米尔纳而言，不论他们什么时候会面，她都会看到亨利一副茫然的样子，她感到有点震惊，这是一种再认能力的明显缺失。米尔纳已经非常了解亨利了，但在亨利看来，米尔纳一直都是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