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3/6页）

因此，他并不需要邀请记者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他想这么做。他有些东西想说出来。他知道，精神外科手术在媒体上一直在遭受批判。

现在，外祖父告诉了《哈特福德新闻报》的记者，他想“展示出另一面”。

他一开始就揭露出氯丙嗪（Thorazine）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某些案例上可以取代额叶切除术，他也认识到，有很多心理问题超出了精神外科手术的处理范围。比如说，他认为，对于那些“基因性的精神病或是天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以及对同类完全缺乏罪恶感或同情心的个案”，精神外科手术是无用的。他也怀疑对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以及“社会叛逆者”做手术是否有用。对于这些类型的人而言，他说，“他们绝不能做精神外科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心理疾病，他们是在对糟糕的环境做出反应。”

然而，他也相信，精神外科手术在医疗技术的进步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越来越觉得精神外科手术很重要，”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做这种手术。”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做大约80例额叶切除术，而他最喜欢的方法仍旧是他十几年前发明的眼眶环切术。这次采访的三个月之前，一个女人在外祖父执行手术期间，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但他仍然夸耀道，这是他导致的唯一一起与额叶切除术相关的事故。总的来说，他想象这种手术很安全且无害，尽管他也坦白，手术对个人的能力和欲望会有所损害。他的病人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所希望成为的人，“甚至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尽管外祖父并不认为这种假设的额叶切除术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者。

接着，他对记者说了自己的一些病人，一位名叫玛丽（Mary）的女人。她当时49岁，记者将她描述为“身材丰满、头发灰白”，而且“笑得很阳光”。她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做一名秘书。几年之前，她开始极端地焦虑。“我曾经非常恐慌，担忧一些很小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担忧。”她说道。她说，这种恐惧发作会因为看到附近公寓的一扇开着的窗户而引起：“我知道有小孩儿住在那间公寓里，我很担心他会掉下来。”最终，她的丈夫送她去了生活研究所，她在那里住了十个月，接受了高强度的精神分析治疗、电击治疗以及其他疗法。

“精神病医生给了我一些希望和帮助，”玛丽说，“但那还不够。”

研究所的员工告诉玛丽的丈夫，额叶切除术是她最好的选择。很偶然，在《哈特福德新闻报》的采访期间，她丈夫也在场，之后的一篇新闻文章中描述了玛丽在“被提问的时候，是如何紧张，而需要丈夫来帮助回应的”。自玛丽做完手术后，三年过去了。

“我过去的感觉逐渐消失了，”玛丽说，“现在我觉得非常开心，一直都开心。”她提到，她之后继续当了一段时间秘书，“但是现在，我希望待在家里，所以我辞职了。”总的来说，玛丽给了额叶切除术，以及外祖父一个正面的评价。“手术让我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她说，“斯科维尔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外祖父在采访中说的多少事情可以信任，这一点并不明确。但他说的某些事情不是真的。比如说，他说他在生活研究所的手术室里做了20例额叶切除术，这就是假的。我看过档案记录，里面说至少有46例，这些记录很可能并不完整。而他说的假话是因为欺骗还是疏忽，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或许这种时候的模糊是生活走得太快而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这种生活前进得太快，很少停下来反思你是从哪里出发的。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记者描述说，外祖父很“蔑视”那种缓慢治疗心理疾病的精神分析疗法。“没有人值得别人大费时间，”外祖父告诉记者，“我就喜欢快速的结果。”

之后那年，即1973年3月6日，参议院泰德·肯尼迪主持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精神外科手术在美国的现状。

肯尼迪称，这次会议是为了简要地评估当前的问题：“人类心灵的本质和功能吸引了科学家们几个世纪，”他说，“近年来，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正是行为的基础，他们发明了很多工具和技术来修正和控制心灵。有些人说，新的行为研究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体的全部潜能。另外有些人相信，新技术对于我们宝贵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威胁……生物医学的少数领域，正如我们今天听说的行为研究一样，一直保守争议。有些联邦的科学家请愿，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拒绝资助精神外科研究。我们希望，今天的听证会能够让争论的双方都澄清观点，帮助我们这个社会理解并掌控这种新技术，而不是成为其受害者。”

那天中午，几个证人在委员会面前作证，大多数人对精神外科手术的态度都是中立或支持的。当肯尼迪问国家精神卫生研究主任，精神外科手术是否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时，主任是这样回答的：“您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对行为障碍的有效技术吗？我的答案是‘可能吧’。”

当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神经外科医生被传唤作证时，他一开始就说了5例成功的额叶切除术，比如一位“自童年起就焦虑并有攻击性的24岁的男性……20年前做了精神外科手术。他的攻击性不再爆发，婚姻很美满，并且在工作岗位上监督着五个员工”。

其他人强调说，70年代的精神外科手术和十几年前的精神外科手术完全不同了，现代技术带来的伤害更小、更为精准，几乎很难再称为额叶切除术了。

之后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站了出来。布利金是一位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科医生，他出版了几本书和文章批判精神外科手术。在肯尼迪介绍完他之后，布利金说，“精神外科手术代表着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的最大威胁，威胁着传统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所催生的。这种极权主义寻求着对个体的社会控制，并且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作为代价。它破坏了杰斐逊（Jefferson）的自明真理。我相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正是带给了我们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它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位掌控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精英。倘若美国陷入了极权主义，那么那位独裁者肯定是一位行为科学家，而秘密警察也会武装上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