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局剧转，文坛弛禁及文学“回归”的浪潮，一批被历史尘封雪藏的苏联本土的和俄侨作家纷纷回归社会视野。他们的作品集或首次在祖国公开面世，或暌隔年久得以再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抵很快就有了汉译本。经过这些年译界学界的热心推介，现在不少普通的中国读者也知道“白银时代”，熟稔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这些走过二十世纪苦难历程的文学巨匠的名字。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一八九一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位神学教授家，青年时曾肄业医科，后弃医从文。一九二三年起创作了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长篇小说《白卫军》（后改编成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当时这些小说都被禁载、停载，剧本屡遭禁演。一九二八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一九四〇年逝世前一个月才告完成。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布氏创作顶峰的绝唱，也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小说打破旧的时空概念和透视法则，采取多层次结构，以两条叙事主线并行和交错。故事的发生地，一在当年的莫斯科，一在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其间幻与真、善与恶、灵与肉的交织与碰撞，彰显了作品的社会主题和哲理内涵，并以启示录的语境向人们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读者从现实世界的哈哈镜中看到一桩桩荒唐怪事、一场场诡诞景观、一个个被偏见、盲从、贪婪和怯懦所扭曲的人物。小说无情鞭挞和嘲讽了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及人性的僵化、异化乃至沦丧。尖刻辛辣而痛快淋漓，令人想起了十九世纪讽刺大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带有明显的自况特色。在男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上烙印着作者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感受。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坛正值“拉普”当道，实行翦除异己的宗派主义极左路线，以致一批作家被打入另册，受到排斥和批判，他们的作品禁刊禁演，甚至连手稿也被当局抄没。写作为生的布尔加科夫一度几至衣食无着，最后被迫投诉斯大林本人，才在某剧院里找到个糊口差事。据他自己统计，他曾受到过近三百篇报刊文章的攻讦和漫骂。他也曾将费时两年写到第十五章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手稿付之一炬。这些不幸遭遇在作者笔下得到艺术的再现，例如他是那样沉痛缠绵地描写了大师和女友的雨夜诀别，焚稿断痴情！作者的自况还可从小说的一些细节得到暗示。玛格丽特为大师缝制的黑色小帽上有黄色丝线所绣字母Ｍ，意为“大师”（ Mастер）一词的缩略，这也是作者名字米哈伊尔（Mихаил）的第一个字母。据称，玛格丽特这个人物就是以作家的妻子为原型的。

小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在苏联国内首次刊印，当时附有西蒙诺夫所作序言，内称：布尔加科夫“是讽刺作家、幻想作家及善于作准确严格之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作家”，彼拉多的故事是“魔幻小说中的心理小说”。这一评价强调了布氏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多样性。《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多元的和多维的。它既是谢德林式的，果戈理式的，也是几十年后才滥觞于拉丁美洲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有论者将布尔加科夫与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相比，认为《大师和玛格丽特》所蕴涵的多重隐喻性乃是别雷小说的诗学传统的延续。别雷以个性化的话语表现圣经神话，并把基督作为重要的隐喻意象。同样如此，布氏在小说中把犹大出卖耶稣后上吊自杀的《圣经》记载演绎为犹大贪财好色，卖主后被彼拉多精心策划，月夜派杀手刺死在橄榄山上。再如撒旦的故事：据《旧约·约伯记》，撒旦曾一度作为上帝的使者到人间巡查罪恶，而在小说中，撒旦何止是上帝的差人，他简直变成了上帝本人。这位扭曲版的上帝倒很能揭露虚伪，惩恶扬善。在他的魔法下，那些假公仆、假君子、假洋鬼子一个个显出了原形。作者在撒旦那里营造的伊甸园式的赤裸，几乎成为“赤裸裸的真理”的暗示。当大师的手稿完璧归来，玛格丽特竟情不自禁地对沃兰德喊出了：“您是万能的！”（万能的上帝！）这种个性化演绎恰好符合了象征主义的一条美学主张：追求矛盾的并立、“两极的倒置”，甚至宣扬“魔鬼主义”的恶之花——将魔鬼和上帝一并作为讴歌的对象。

至于基督——他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隐喻意象。在布氏经历的白银时代，基督的隐喻更趋于个性化和自由化，常常被随意赋予各种哲理的或象征的意义。与象征派的神秘主义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基督始终具有明显的此岸性和人本意义。基督是“全世界理想中的普通人”。（冈察洛夫）“他的脸就像大家的脸，衣服就像大家的衣服。”（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基督已不再是沉默的意象，而是一位对话天才和心灵导师，在他的感化下，最封闭的心灵也会豁然敞开。文化史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以降，从莱蒙托夫、果戈理……直到布尔加科夫，强调基督此岸性的人本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在俄罗斯文化人道主义化的进程中，并在两个世纪里影响着这个民族道德基础的形成。（A·达维多夫：《文化人道主义·俄罗斯的耶稣》，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1年第2期）正是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基督情结在布氏的小说里升华为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和终极感召，并从撒旦的去伪存真、耶稣的以善报恶、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人性完美之爱以及彼拉多的千年悔恨中昭示了答案。

白银时代著名作家扎米亚京曾在其《论文学、革命、熵及其他》一文中预言：继承过去的现实主义，又容纳象征主义，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新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称得上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发展的显例。他的名字可以当之无愧地跻于布宁、罗曼·罗兰、法朗士、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现实主义创新大师之列。

《大师和玛格丽特》写成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作者对他亲历的那一时代的积弊是有切肤之痛的。他用一支饱蘸辛酸和辛辣的笔，带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引领我们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使我们从中受到教益。他为正义张目，鞭挞腐恶，歌颂真爱，并把一种奇幻诡丽的景观与浓郁凄绝的诗情结合起来飨人以艺术之美。我想，这便是今天布尔加科夫之所以拥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