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记得我吗?（第5/6页）

因此，当卡利普登上宣礼塔的时候，心里没有半点激动。建筑师告诉他蓓琪丝已经迫不及待地先上去了，于是卡利普开始飞快爬上楼梯，但是才走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太阳穴怦怦急跳，只好慢下来。等他的双腿和臀部开始感到酸痛后，他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每次绕过一颗沿着楼梯向上的照明灯泡，他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继续前进。当他听见上方某处传来女人的脚步声时，他便加快步伐，尽管心里明白再过几分钟出了阳台后就会遇到她。爬到楼顶后，他和女人站在阳台上俯瞰笼罩在黑暗中的伊斯坦布尔，良久都没有言语。他们望着依稀可辨的城市灯火，看着雪花零星飘落。

慢慢地卡利普注意到黑暗逐渐散去，而城市却似乎一直仍停留在黑夜状态，像是一颗遥远行星的背光面。半晌后，他一边在寒冷中发抖一边思索，那一丝照亮烟囱青烟、清真寺墙壁、水泥房舍的光线，并非来自于城市外的某处，而是从城市深处流泻而出。就好像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星球表面，埋藏在水泥、石块、木头、树脂玻璃与圆顶下方起伏不定的城市地表，似乎随时会缓缓裂开，让炙热火红的光芒从神秘的地底渗出来，穿透黑暗。渐渐地，穿插在墙壁、烟囱、屋顶间的银行和香烟广告牌，上面的大字逐渐清晰，这时，他们听见身旁的扩音器里，爆出阿訇尖锐刺耳的晨祷呼唤。

下楼梯的途中，蓓琪丝问起如梦。她正在家里等他，卡利普说，今天他买了三本侦探小说给她。如梦喜欢晚上看书。

当蓓琪丝再度问起如梦时，他们已经坐进了她那辆毫无特色的土耳其菲亚特，开到宽敞而总是空旷的奇哈格大道，让棕刷胡子的建筑师先下车，再继续开往塔克西姆。卡利普说如梦没有在工作，每天就看侦探小说。有时候她也会一时兴起，把一本已经看完的小说翻译成土耳其文。当他们在塔克西姆广场的圆环转弯时，女人问卡利普，如梦翻译得如何，卡利普回答：“很慢。”早晨等他出门上班后，如梦会先把早餐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在餐桌旁坐下来工作。不过他无法想像如梦在餐桌旁工作的画面，毕竟他从没真的见过她这么做。卡利普心不在焉地回答另一个问题，说偶尔早晨他出门的时候如梦还没起床。他说他们每个星期会去一趟他们共同的姑姑家吃晚餐，有时候晚上会去皇宫戏院看电影。

“我知道。”蓓琪丝说，“我以前常常在电影院见到你们。你看起来生活无忧无虑，眼睛总是盯着大厅里的海报，温柔地挽起妻子的手臂带她随着人群走向包厢门。然而，她总是在人群和海报中张望，期待能找到一张脸为她开启世界的大门。从我坐的地方观察远处的你们，我凭直觉知道她读得出脸上的隐秘含义。”

卡利普默不做声。

“中场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你就像个知足而忠实的好丈夫，想要买条椰子口味的巧克力棒或什么冰品来讨妻子欢心，于是你会挥手招来一个用硬币敲着木箱底部的小贩，然后摸遍自己的口袋找零钱。我常常能感觉到你的妻子一直在寻找线索，期待哪里会出现某个神奇的征兆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就连银幕上的吸尘器或榨汁机广告，她也不放过，借着昏暗的观众席灯光郁郁不乐地观看。”

卡利普依旧沉默不语。

“午夜之前，当人们彼此依偎在对方的大衣里步出皇宫戏院时，我时常看见你们两人手勾着手，盯着人行道走路回家。”

“顶多，”卡利普语带愠怒，“你也只是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看到我们。”

“不止一次，十二次在电影院，超过六十次是在街上，三次在餐厅里，还有六次是在外头逛街。回到家后，我总会想像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女孩不是如梦，而是我——就像我少女时代的幻想。”

一片寂静。

“中学的时候，”女人继续说下去，车子驶过刚才提到的皇宫戏院，“每当下课，如梦在跟一群男孩谈天说笑时——就是那种男孩，在后裤袋里塞一把梳子，随时拿出来梳理湿头发，并且把钥匙圈挂在皮带扣上——你虽然坐在位子上低头假装看书，但却用眼角偷瞄，那时我就常常幻想你眼中的人不是如梦，而是我。冬天的早上，我时常想像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是我，而不是如梦，可以漫不经心闯过马路，只因为你在她身旁。星期六下午，偶尔我会看见你们和一个叔叔有说有笑地走向塔克西姆共乘小巴车站，那时我总是假想叔叔带着你和我去贝尤鲁。”

“这场游戏持续多久了?”卡利普说，打开收音机。

“这不是一场游戏。”女人说，当她丝毫没有减速地闯过一个交叉路口时，又补了一句，“我不打算转进你的巷子。”

“我记得这首歌。”卡利普说，仿佛看一张远方城镇的明信片一般瞥了一眼他居住的街道。“崔尼·罗培兹以前常常唱。”

窗户里，帘幕后，都没有如梦回家的迹象。卡利普不知要把双手摆哪里，只好拨弄着收音机的按钮。一个语调不卑不亢的温和男声正在建议听众如何减少谷仓里的老鼠。“你没有结婚吗?”等车子转进尼尚塔石一条小巷之后，卡利普问。

“我是个寡妇，”蓓琪丝说，“我丈夫死了。”

“我不记得学校里有你这个人。”卡利普说，没来由地冷酷，“我想起另一张长得像你的脸。一个很害羞、很可爱的犹太女孩，梅芮·塔瓦西，她老爸是‘时尚袜业’的老板。新年的时候，有些男同学甚至一些老师，常会向她要里头附有丝袜女郎照片的‘时尚’月历，而她总是又羞又窘地，乖乖把月历带到学校。”

“新婚的头几年，尼哈和我过得很快乐，”沉默了一会儿后，女人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他是个安静而纤细的人，烟抽太多。平常星期天他会看报纸，听收音机里的球赛，练习吹他新学的笛子。他喝酒喝得极少，但他的脸却时常比最忧愁的醉鬼还要悲伤。有一阵子，他偶尔会不好意思地抱怨头痛。结果发现，原来他脑部的某个角落长了一颗大肿瘤，长久以来不断地长大。你知道吧，有些顽固的小孩，拳头里紧捏着某样东西，任凭你怎么哄怎么骗都不愿意放手?他就像那些小孩一样死守着脑中的肿瘤。就好像那些孩子们，在终于放弃拳头里的弹珠的那一刻，总会露出一抹微笑，当他最后坐着轮椅被推去动脑部手术时，也同样投给我一抹愉快的笑容。他平静地死在手术室里。”

他们走进一栋几乎就是“城市之心”公寓翻版的建筑，大楼离荷蕾姑姑家不远，位于一个卡利普不常经过但熟得像自己家似的街道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