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幻影的居所（第3/4页）

根据屋里仿旧的装潢，很难判断出耶拉到底多经常到这里造访或居住。在这个博物馆里，很可能一切都属于固定的展示，有人随时在监督，以一种病态的严谨来摆设各种看似随手放置的物品，包括：四处乱摆的烟灰缸里，细长的“红罂粟”或粗短的叶尼·哈门烟蒂的数目；厨房碗柜里盘子的干净程度；露出管子外的伊白亮牌牙膏的新鲜与否——牙膏软管的颈部好像被人生气地挤捏，而同样的气愤也曾爆发在几年前一篇谴责这个品牌的专栏中。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灯泡上的灰尘、穿透灰尘落在斑驳墙壁上的阴影、二十五年前在两个伊斯坦布尔孩童眼中神似非洲森林和中亚沙漠的阴影形状、他们从姑姑和奶奶口里听来的奇幻故事中的狐狸和野狼的幽魂，这一切，全都是博物馆中独一无二的复制品。（卡利普陷入沉思，这个概念让他一时间难以吞咽。）因此，若想推测这里是否常有人居住，也不可能靠观察没有关紧的阳台门旁残留的雨渍，墙角如丝一般的尘埃毛球，或者因为中央暖气而裂开的一片片拼花地板，被脚步的重量踩出的尖锐嘎吱声。挂在厨房门上那座五颜六色的壁钟，指针停在九点三十分。这座钟是一个复制品，仿自谢福得先生家中那座始终欢欣鼓舞地滴答敲奏的大钟——荷蕾姑姑总是骄傲地提起谢福得先生继承了多少财产。这个地方让卡利普想起阿塔图克博物馆，里面的摆设也依循着同样的病态偏执，把所有钟上的时间都停在阿塔图克死亡的时辰（1938年，11月10日，早上9点5分）。但9点30分究竟指示着什么，或是谁的死亡时间，卡利普并没有印象。

往事的重量如鬼魅般压着他，他一阵恍惚，内心涌起一股哀愁和报复之情，因为他知道在二十五年前，由于屋里空间不够，他们早已把原始的可怜家具卖给一个收破烂的，装在他的马车上一路叮叮当当驶向某个天知道的远方，从此被人遗忘。抛开回忆，卡利普回到走廊，厨房和浴室之间的宽墙边沿墙立着一个玻璃门的榆木柜，是整间房里惟一算“新”的家具。他开始翻找里头的报纸，没多久，他便发现里面书架上的文章也同样分类得井然有序：

耶拉菜鸟记者时代的新闻和采访剪报；各种赞美或诋毁耶拉·撒力克的文章剪报；耶拉以化名发表的所有专栏和名人轶事；耶拉以真名发表的所有专栏；所有的“信不信由你”、“分析你的星座”、“历史上的今天”、“惊奇新闻”、“从笔迹看个性”、“看面相，知性情”、“猜谜和填字游戏”之类的专栏，全都是耶拉亲自钻研下笔的；所有专访耶拉的新闻剪报；基于众多因素没有刊登的文章草稿；重要的便条记录；成千上万张他多年来剪贴收集的新鲜故事和照片；让他能随手记下梦境内容、天外奇想和备忘事宜的笔记本；成千上万封收藏在蜜饯干果罐和鞋盒里的读者来信；耶拉以笔名发表的连载小说剪报，有的是他独立完成，有的是半途接手代写的；好几百封他写的信的复本；上百本千奇百怪的杂志、传单、书籍、小册子、军中年刊和学校毕业纪念册；好几盒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人物照片；色情图片；罕见动物和昆虫照片；两大箱关于胡儒非教派和文字学的文章和刊物；上面画有标志、文字和记号的旧公车票根、足球赛票根、电影票根；零散或黏贴成册的照片；新闻组织颁发的奖状；旧土耳其和帝俄时代的纸币；通讯簿。

翻出三本通讯簿后，卡利普便回到客厅的椅子上，一页一页地查阅。经过四十分钟的研究，他得出结论，通讯簿里的都是1950到1960年代和耶拉有所交往的人，而他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电话号码找到如梦和耶拉，因为号码后面的住宅地址上的房子大概都已被拆掉了。他又花了一点时间，翻完了玻璃门柜里的琐碎文件，找出耶拉在1970年代早期的专栏以及同时间收到的读者来信，开始阅读，想确定其中是否有马海尔·伊金西所谓关于卡车谋杀案的那封信。

由于这场人称“卡车谋杀案”的事件牵涉到几位卡利普的高中同学，因此他对这件政治因素引发的谋杀案始终很感兴趣。谋杀案的主角是一群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们组织了一个政治派系，其行动在无意间全都巨细无遗地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卡利普一边翻阅着信件，一边回想起曾经有好几个夜晚和耶拉讨论过这个话题，耶拉总是坚持我们国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模仿自另一样东西。那是一段阴郁、寒冷而烦闷的日子，早已理所当然被遗忘：如梦嫁给了那个“好男人”——卡利普的心思踌躇于敬畏和轻蔑之间，老是记不住这人的名字。当时的他，忍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到处打听流言闲语，结果听到了一堆政治消息，而关于新婚夫妇的甜蜜或冷淡反倒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某个冬夜，当瓦西夫心满意足地喂他的日本金鱼（红色的“和金”与“琉金”，它们皱褶的尾鳍是近亲杂交的畸变产物），而荷蕾姑姑一边抬头看电视一边做《民族日报》上的填字游戏时，奶奶在她冰冷的房间里瞪着冰冷的天花板死了。如梦独自一个人回来参加葬礼（“这样比较恰当。”梅里伯伯说出卡利普内心的想法。梅里伯伯曾公开表示瞧不起从乡下来的女婿。）她身穿一件退色的外套，包着一条更旧的头巾，之后匆匆忙忙地离开。葬礼过后，有一天晚上在公寓里，耶拉问卡利普有没有卡车谋杀案的相关数据，但却没有得到他最想知道的答案：卡利普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之中，有没有可能碰巧有谁读过那位俄国作家的书?

“所有的杀人犯，”那天夜里耶拉说，“就像所有的书一样，全都是模仿品。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名字出书。”隔天晚上他们又聚在往生者的公寓里，两人深夜促膝长谈，耶拉延续先前的话题说：“话虽这么说，但即使最差劲的杀人犯也有其原创的部分，而最差劲的书里则根本没有。”往后的岁月里，耶拉一步一步深入这项思辨，每当卡利普目睹这一点时，总感到一种类似于出门旅行一般的喜悦。“所以，谐拟其实不在于谋杀，而在于书本。由于它们都是关于模仿的模仿——正是这件事最让我们兴奋——重现书本内容的谋杀与重现谋杀情节的书本皆能激起一般大众的情绪。无疑地，要能够举起棍棒敲下被害者的脑袋，一个人非得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接受自己成为凶手）。创造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愤怒，愤怒使我们麻木不仁，但惟有借助我们以前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方法，愤怒才可能刺激我们展开行动：借助刀、枪、毒药、叙述技巧、小说形式、诗韵节奏等等。当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棍说‘庭上，当时我不是我自己’时，他只不过在陈述一件人尽皆知的事实：谋杀，其中所有的细节与仪式，全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也就是从传说、故事、新闻和报纸——简言之，是从文学作品中学来的。就算是最单纯的杀人行为，比如说一时激动失手犯罪，也仍然是不自觉的模仿动作，仿效自文学作品。我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题材写篇专栏?你觉得呢?”他并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