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3/3页)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①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②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③。”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①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②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③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