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

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

马车载着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去亚细亚旅馆了。马车临走时，扎黑黛递进去的原来是一双旧的毛线手套。尽管站在窗口等伊珂，可因为天太黑，卡也没看清楚。为了挑一套行头，图尔古特先生把他教书时穿的两件夹克（一件黑色的，一件灰色的）、参加国庆典礼和视察工作时戴的毡帽、多年来只有扎黑黛的儿子为了好玩才系过的格子领带都摊到床上，看了好长时间。见父亲像个不知道在舞会上穿什么的女人似的犹豫不决，卡迪菲便一样一样替他选定了，还亲手给他系上了衬衣扣子，帮他穿上了夹克和大衣，最后艰难地给他的小手戴上了白色的狗皮手套。这时，图尔古特先生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双毛线手套，非得让她们找出来。伊珂和卡迪菲翻箱倒柜满屋子找了一遍，可找到之后却发现手套已经被虫蛀了，便又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图尔古特先生就连坐上了马车也还在一个劲地说，不戴那双手套他就不去了。他说，这双手套是他多年以前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而被捕入狱时，他那已经过世的老婆给他织好送到监狱去的。见自己的父亲如此沉迷于往日的回忆，卡迪菲比他自己都要更清楚地明白，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手套拿来以后马车顶着大雪出发了。卡迪菲睁大眼睛，听着父亲讲述他的牢狱生活（被妻子的来信感动得热泪盈眶、自学法语、冬天夜里戴着这双手套睡觉）。她就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似的对父亲说道:“亲爱的父亲，您太勇敢了!”每次听到女儿说这句话时（这几年他很少听到了），图尔古特先生的眼眶都禁不住湿润起来。他激动地抱住女儿亲了一下。马车刚刚经过的街道没有停电。

下了车之后，图尔古特先生说道:“这儿开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商店!我们先瞧瞧这些橱窗吧。”卡迪菲看到父亲的脚步在一步步地往回走，但并没有强行予以阻止。图尔古特先生又说想去茶馆喝杯菩提树花茶，他还说，如果身后有密探的话，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制造点困难。于是他们进了一家茶馆，静静地坐下来看着电视上的追逐镜头。出门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碰到了以前给他理发的师傅，便又一同进去坐了下来。“难道我们迟到了?要是不去的话，会不会很丢人?”图尔古特先生装作在听胖理发师说话似的朝女儿嘀咕了几句。可是卡迪菲把他搀起来之后，他并没有去后院，而是进了一家文具店，选了一支蓝色的圆珠笔。他们穿过“埃尔辛电力器材商店”的后门，进到了内院，然后朝亚细亚旅馆黑不隆冬的后门走去，这时卡迪菲发现父亲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旅馆后门口很安静，父女俩紧紧挨在一起等了一会儿。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往里走了几步，里面漆黑一片，卡迪菲摸了半天才摸到了通往大厅的楼梯。“别松开我，”图尔古特先生说。大厅里高高的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光线不是很好。前台处有一盏脏兮兮的灯，昏暗的灯光勉强照亮了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侍应生的脸。他们只能勉强看清有人在大厅里逛荡，还有一两个人正在下楼梯。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便衣警察，也可能是走私动物和木材的走私犯，或是在边境上非法输送劳工的掮客。八十年前这儿住的都是富有的俄罗斯商人，再往后是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土耳其人和那些有贵族血统的英国双料间谍（他们通常会派遣间谍从亚美尼亚混入苏联），而现在住在这儿的都是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皮包商和妓女。有些男人从乡下来这儿开房，和这些妓女同居。晚上男人们会搭最后一班中巴车回乡下，而这些妓女就会从房间里出来，在旅馆昏暗的酒吧里喝茶，喝白兰地。旅馆的木楼梯还铺过红地毯呢!父女俩上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容疲惫的金发女郎，图尔古特先生对他的女儿轻声说道:“伊斯梅特帕夏在洛桑住的格兰德宾馆也是这样鱼龙混杂，”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接着说道,“就像他在洛桑签订协议时一样，我也将用这支崭新的笔在声明上签上我的名字。”他在楼梯上停了很久，卡迪菲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休息还是为了拖延时间。在307房间门口，图尔古特先生说:“我们签完字之后马上就走。”

里面人很多，卡迪菲起初还以为进错了房间。不过她看到“神蓝”和两个年轻的伊斯兰斗士绷着脸坐在窗户跟前，便把父亲拽到那个方向坐了下来。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茶几上还有一盏鱼形的灯，可房间里并不是很亮堂。这盏鱼形灯是用树脂做成的，鱼直立着身子，张开的嘴里叼着一个灯泡，眼睛里藏着政府装的窃听器。

法泽尔也在房间里。一看到卡迪菲，他便站了起来，不过他并没有和那些起身向图尔古特先生致意的人一同坐下，而像是着了魔似的，用爱慕的眼神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房间里有几个人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呢，不过卡迪菲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从一开始，她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蓝”和父亲之间显现出来的紧张关系上。

如果以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在声明上签名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对西方人来讲会更有说服力，这一点“神蓝”早已同意了。那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才被说服，却又和同伴们在如何表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现在他们三个剑拔弩张地坐在那儿，等着发言。失业的库尔德青年们十分钦佩山上的游击队员，他们组成了一些社团，总部就设在其中一名成员的家中，可这些社团经常被关闭，领导人也不断地被抓，遭受严刑拷打，所以在军事政变之后很难找到这些年轻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山上的斗士们指责这些年轻人在城里暖和的房间里享受、和土耳其政府妥协、不能给山上提供足够的后备游击队员，这些指责彻底地摧垮了社团里一些还没有被捕的成员们的斗志。

年纪更长一些、三十岁左右的两个“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从社团里的几个库尔德青年处得知有这么个要交给德国新闻界的声明的，这些年轻人既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向他们咨询才说起这回事的。社会主义者们手里头有枪，但他们在卡尔斯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势力了，现在他们只有在库尔德游击队的许可和帮助下才能干那些劫道、杀警察和放炸弹的事情。因此这些早衰的社会主义者们很郁闷，他们说在欧洲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尽管没有接到邀请，但他们也还是来了。墙根处，在这些郁闷的社会主义者身边有一个小白脸，他看上去倒很轻松和兴奋，因为他要把会议的细节报告给政府。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坏心，而是为了换取警察以后不再平白无故地收拾他们的组织。尽管大家在会上说的这些东西他根本就瞧不上，而且在他看来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他还是会战战兢兢地向政府汇报的。同时，对于参与这次会议他也感到很骄傲，将来他可以很自豪地把这些枪杀、绑架、爆炸等事情告诉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