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皮匠街（第2/6页）

就这样，接下来的一周左右，军事理论课不再是童子军似的持枪匍匐训练和对着前面的人模仿鸟叫。他们开始训练如何护卫营地。有一次训练时，他们围绕营地形成环形防线；还有一次，他们向两翼呈扇形展开，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来犯之敌。

威利想：“但是，如果战斗真的打响了，对方发动了进攻，情况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们没有什么训练。现在这些不过是军事理论的初级阶段。什么也算不上。这些人能做的无非是向无力还击的人开枪。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营地里一片平静。人人都在等待命令。

有一天，长官找到威利，说：“总部对你很欣赏。他们要派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你两天后出发。收拾一下。你要去杜利普尔镇。和博杰·纳拉亚一道去。就是那个报错警的哨兵。但我们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派他去的。派他去是因为他是好样的。我们已经为你们俩定了个房间。先给你们一百五十卢比。两个星期后会再寄钱给你们。你们需要待在房间里等进一步的指示。”

长官说话的时候，威利觉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他身穿双排扣西装的模样。他来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四十多岁，口齿流利，经验老到，平易近人，充满自信，更像是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某家大公司的职员主管。威利可以想象他在军校时大概是一名学生中士，在那些每周来两次训练和视察军校学员的下级陆军军官手下尽士官的职责。是什么促使他放弃了那种舒适的生活呢？安全难道不是非常重要？返回那个世界，对他来说难道不是更容易？威利端详着他的脸，希望从那光滑的皮肤、柔和的脸庞、过于沉静的双眼中找到蛛丝马迹，然后，一个念头从这男人身上传递到威利的头脑中：“他的妻子鄙视他，给他戴绿帽子好多年了。他想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仇。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会惹出什么祸事呢？”

去杜利普尔的路很难走。需要一天多时间。威利穿上便服（样式夸张，穿上像半个农民），从营地领了口粮，肩头披着那条质地细滑的长毛巾，脚上穿了牛皮拖鞋。拖鞋还是新的。穿拖鞋是为了防止被蝎子和其他危险的昆虫叮咬到，但是威利穿惯了袜子，穿着拖鞋走路很别扭。他光着的脚后跟经常会从光溜溜的拖鞋里滑出来，踩到地上。博杰·纳拉亚认识路。他们先是走出了那片柚树林。花了三个多小时。然后他们走进了村庄和田野。

博杰·纳拉亚认识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下午很热的时候，他们走进了他的茅舍。主人不在家，他的妻子招待了他们。威利和博杰·纳拉亚躲在门窗敞开的里屋，屋檐上的茅草低垂着，讨人喜欢地挡住了大部分强光，使屋子里十分凉爽。威利向女主人要了一点儿撒吐，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吃撒吐了。他和博杰·纳拉亚用一点点水把它淋湿，吃得心满意足。这些撒吐是用小米做的。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主人回来了，皮肤黝黑，因为刚干完活汗涔涔的。他邀请他们在这间小茅屋里过夜。小牛牵进了屋，饲料也准备好了。主人家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米粥。威利想接受，博杰·纳拉亚却说不用了，小米撒吐已经足够。威利顺从了他的意思。不久，天黑了，漫漫长夜随之降临，屋外的田野里，村民们还在忙碌，他们必须干完所有的活才能安心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动身了，走了五英里路来到汽车站。他们在那儿等公共汽车；汽车把他们带到了火车站；他们在那儿等一趟去杜利普尔的客车。下午，他们到了。

博杰·纳拉亚此时俨然成了指挥。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宽肩细腰。遵照营地的纪律，他自出发以来没和威利说过几句话，现在到了城里，开始寻找上头为他们租的房子所在的区，他的话多了起来。他们四处寻找。每次他们出言打听，人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最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来到了皮匠的聚居区。腐肉和狗屎的臭味令人作呕。

威利说：“至少不会有人到这儿来找我们。”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在考验我们。他们要看看我们会不会放弃。你觉得你能忍受吗？”

威利说：“什么都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住在这儿的人都必须忍受。”

为他们租的房间在一幢低矮的红瓦屋顶的房子里，整条街清一色都是这种房子。外面有一条排水沟，房间（一个约瑟夫所谓的蟋蟀人领着他们去的）的墙壁和新阿纳德宾馆的墙壁一样，布满缤纷斑驳的图案，仿佛各种肮脏的液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有毒的湿气。

威利想：“我必须想办法打败这股臭味。我必须在精神上征服它。”

但是他做不到。然后，就像他在近来的旅行中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过去在非洲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回去安全地带或者令他感到舒适的地方，也找不到任何人倾诉心中的忧虑，这种时候他喜欢一一回想自己出生以来睡过的那些床，借此同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现在，在这条皮匠聚集的街道上，他开始重新回味过去一年中他沉沦的每一个阶段。首先是非洲一处被抛弃的葡萄牙殖民地的一座破败的庄园大宅，荒芜而萧条；然后是柏林夏洛腾堡的一套公寓，那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遭遇了洗劫，裸露凌乱，冷飕飕的，弥漫着硝烟散去后的寂寥，挤满了他难以想象的旧年冤魂；再就是印度，机场所在的那个小城、里维埃拉宾馆、新阿纳德宾馆、柚树林里的游击队营地，以及眼前这些令人震惊的制革工厂，这个小城他以前从没听说过也不会在地图上找到——一个个彼此分离的盛载了体验和情感的房间，每一个都是一种伤害，而他最终都要忍受，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皮匠街弥漫的恶臭中，那天晚上他和博杰·纳拉亚变得亲近了些。仿佛只有这么一场另类的灾难（看来正是如此）才会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出去散步，离开制革厂的火光和浓烟，来到小城昏暗的路灯下——在威利看来，此时的小城洁净了些——来到市场上（苍蝇这时都已入睡）和火车站附近。

威利说：“他们给了我们一百五十卢比，让我们对付十四天。十卢比一天。在柏林，这点儿钱你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呢？”

博杰·纳拉亚回答时的口气有点儿严厉：“他们怎么说，我们就该怎么做。他们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