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第4/5页）

他的愤怒——一个自行其是太久的人的愤怒——笼罩着会议接下来的部分，再没有人敢提出什么严肃的观点了。

爱因斯坦事后对威利说：“这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傻瓜。真难以想象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这种人。”

威利一时忘形，流露出些许他那古老的伦敦大学式的机智，说：“或许他读过的那些大部头讲的都是本世纪的伟大统治者的故事。”

本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新战术成了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下达的命令。今后，解放区将与外界隔绝并严加管控。解放区的人将只能知道革命运动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周围的道路和桥梁都将被炸毁。没有电话，没有来自外界的报刊，没有电影，甚至没有电。并老调重弹，再次强调清理阶级敌人。由于封建地主早已逃之夭夭，这些村子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了，所以清理对象改成了那些富农。威利和基索碰到的那个革命疯子曾经说过，杀人哲学是他赠送给穷人们的革命礼物，是驱使他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的伟大事业。与这种哲学类似的观念重又开始盛行，并被奉为圭臬。必须消灭阶级敌人——如今指的是地产稍多的农民——以对抗警方的镇压。部队的纪律必须加强，士兵必须互相举报。

威利被调入另一支队伍，他发现自己顷刻间落入了疑心重重的陌生人中间。那屋檐低矮的农舍里的小屋，他早已视为己有，如今不再属于他了。在负责摧毁道路和桥梁的部队里，他住的是露营帐篷，又像从前那样不断迁移了。他丧失了方向。他想起那段借着——回想睡过的床寻求安慰和依靠的时光。现在，这种依靠已不再可能。他如今只热切地希望能拯救自己，能再次触摸自己的内心，能离开这里回到上层世界。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那些陌生人，他无意去解读他们的个性，彻骨的疲乏和迷失感使他宁可继续保持这种不了解的状态。现在，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不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个安慰——他还能在两周一次的防区会议上见到爱因斯坦。

现在部队得到命令，要发动村民镇压富农。这已不再是可以选择、可以等条件成熟才达成的目标了。这是命令，就像是零售连锁企业命令下面的分店提高销售额一样。革命委员会要的是数字。

某天黄昏，威利和分队另一个人提着枪去一个村子。威利想起那个疯子的故事，他在夜幕降临后来到一个村子，看见第一个农民，就要他去杀地主。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而现在威利就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

他们叫住了一个出来干活的人。此人皮肤黝黑，包着短头巾，粗糙的双手上长满老茧。他看上去吃得还行。

威利的同伴说：“晚上好，兄弟。你们村里谁最有钱？”

这个村民似乎已经明白他们的意图了。他对威利说：“请你们带着枪走吧。”

威利的同伴说：“为什么要我们走呢？”

村民说：“你们两个是什么事也不会有，干完就回你们那舒舒服服的屋子。而我要是听了你们的，完事之后就会被人打烂屁股。我敢说就是那么回事。”

威利的同伴又说：“要是你干掉那个富农，压迫你的人就少了一个。”

村民对威利说：“那你替我干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使枪。”

威利说：“我会教你的。”

村民说：“你去杀他吧，那样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简单多了，真的。”

威利说：“我来教你。你就这样拿稳，然后从这儿朝下看。”

从瞄准器里望去，只见一个农民走了过来。他正从一个小山坡上下来，刚干完一天的农活。威利和同伴还有那个村民就藏在村路边的灌木丛里。

通过瞄准器看着那个人，手中的枪微微移动，仿佛在回应他头脑中的游移与确定，物体的尺寸应威利的调整而改变着。这种事他在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干过，发生了针对殖民者的大屠杀之后，政府向那些想学射击的人开放了警用射击场。威利对枪械一窍不通，但当他通过瞄准器观察周围的世界，事物尺寸的变化令他着迷。那感觉如同在暗室里注视一团火焰：那神秘的一瞬间令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传播这类启示的静修处。

有个声音说：“那个富农进入你的视野了。”

无须朝说话的人看，威利已听出那正是他的新指挥官。

指挥官已经不年轻了，他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你们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你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开火。快。”

然后，那通过瞄准器一会看得到一会又不见了的目标向一侧旋转了半圈，仿佛受了一记重击，倒在斜坡上。

指挥官对那个目瞪口呆的村民说：“你看见了吧。就这么回事。”

威利冷静下来后想：“我是在一群疯子中间。”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这是我到柚树林营地后生出的第一个想法。那时我任由它被掩埋。我那时候必须这样做，才能和我周围的人相处。而现在这个想法又浮出来了，它是来惩罚我的。我已经疯了。我必须逃走，趁我还有机会找回自己。我知道我还有机会。”

后来，指挥官用几乎算得上亲切的语气说：“六个月。六个月之后你就没事了。”他微笑着。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爷爷是农民，父亲是温驯的政府职员，脸上展露出生活的艰辛和磨难。

他可以步行去一段尚未炸毁的公路。不到十英里。那是一条简陋的乡村公路，红土上面铺了两道窄窄的混凝土。沿路没有公交车往返，也没有出租车或摩托车。这是一个游击区，常有不测，出租车和摩托车都不敢靠近。所以他得尽量打扮得不引人注目，披上薄毛巾，套上带大侧兜的长衬衫，穿上裤子——裤子很有用——从那里步行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或火车站。

到这里，逃跑的梦断了。他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警察会在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等着他。他是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到了外面，他倒是有可能隐蔽起来——利用革命运动的网络。但如果他脱离了革命，又要躲避警方的追捕，他就得不到任何保护了。他没法单靠自己。他在当地没有熟人。

他想，他要等到开防区会议的时候向爱因斯坦坦白。这很冒险，但他觉得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这事了。

他一向爱因斯坦开口，就把对他的疑心都抛开了。

爱因斯坦说：“有一条更好的路线，一条捷径，连着另一条路。我要和你一起走。我也累了。路上有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的纺织工我都认识。他们会留我们过夜的，还会找一辆摩托车送我们上路，越过邦界。他们在那一边也有朋友。纺织工们也有他们的网络。你一定看得出我已经调查过这条路线了。当心这里的人。不得已的时候，要顺着他们。如果他们发现你要开小差，他们会杀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