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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计划着有一天原谅爸爸。爸爸为此失去了很多，可他并没有失去我。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这让我很心痛，也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很感谢爸爸临终前对我的最后一次请求。他能让我帮他分担一点负担。不管这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爸爸去世时五十八岁。医生告诉我们，由于酗酒和糖尿病，他的身体情况要比实际年龄糟糕得多。“他的生活压力很大吗？”医生问我们。但妈妈反问：“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

我们把他的遗体留在那里做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上了车。“我想洛厄尔。”妈妈说完后就瘫在方向盘上了，呼吸十分困难，就像她随时可能跟爸爸一起离开一样。

我们两个换了位置，我来开车。我拐了好几个弯才意识到我不是在朝我们现在住的样板房开，而是朝着大学的坡顶小楼房，那个我长大的地方。等我发现的时候我们都快到那里了。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爸爸的充满敬意的长讣告，爸爸要是知道的话肯定很高兴。当然，里面提到了费恩，但只是把费恩当成实验对象，而不是“幸存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费恩的名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就像在飞机上遇到了气穴一样。那个猴子女孩还是害怕被曝光，但这看起来像是全球性曝光。

不过那时我已经在斯坦福了。我不认识太多人，也没人跟我提过这个。

发出讣告之后的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座四十二层的建筑，尖顶，白窗。“今天我算是见识了美国。”明信片上写着。收信人是我和妈妈。没有寄信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