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192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威廉·斯通纳很晚才回家。还是蓓蕾的鲜花香气弥漫，飘浮在湿漉漉的温暖的空气中，蟋蟀在阴影中低唱，远处一辆孤单的汽车扬起灰尘，给这片寂静送来响亮、粗鲁的咔嗒声。他慢步行走着，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树丛的暗影中闪着发光、纤细的绿色花蕾，让他兴致盎然。

他走进家时，伊迪丝在起居室遥远的另一头，把电话筒按在耳朵上，望着他。

“你回来这么晚？”她说。

“嗯，”他愉快地说，“我们有些博士要答辩。”

伊迪丝把听筒递给他。“找你的，长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诉他们你在大学，但他们每隔一小时就又打到这里来了。”

斯通纳接过听筒冲着送话口讲起来。没有人应。“你好。”他又说了声。

一个陌生男人细细的声音应答了。

“是比尔·斯通纳吗？”

“是的，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是过路人，你妈妈让我打给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吗？”斯通纳说。他握着送话口的手开始颤起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是你爸，”这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这个干巴巴、言语不多、惊恐不安的声音继续说着，威廉·斯通纳麻木地听着，好像按在耳朵上的听筒这边不存在似的。他听到的内容跟父亲有关。他有（这声音说）将近一个星期感觉不好，因为他雇的帮手赶不及犁地栽种，虽然发着高烧，他今天早上还是早早起来去种了些东西。帮手今天十点左右发现他脸朝下趴在犁开的地上，失去知觉了。帮手把他背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

“谢谢你打电话，”斯通纳机械地说，“告诉我妈妈，我明天就赶回来。”

他把听筒放回挂钩，盯着连在那个细细的黑色圆筒的传话口看了很长时间。他转过身看着屋子。伊迪丝不出所料关切地看着他。

“怎么了？怎么回事？”她问。

“我父亲出事了，”斯通纳说，“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丝说。接着她点点头。“这个星期剩下的几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纳说。

“那我就让艾玛姨妈过来，帮着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纳机械地说，“好吧。”

斯通纳找了个人替他上这星期剩下的课，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去布恩维尔的班车走了。从哥伦比亚到堪萨斯城的高速公路，在布恩维尔横穿而过，之前，从上大学开始，他在这条路上走过七年，现在变得宽敞了很多，路面都铺过，干净笔直的护栏圈着小麦和玉米地，在车窗外从他身旁闪过。

布恩维尔在他没见过的这些年有了点变化。几幢新楼升起了，一些旧楼已经扒倒，但小城依然光秃、脆弱，看上去好像不过是个临时凑起来的，随时可能被拆除。虽然最近几年，大多数街道都铺过了，一片薄薄的尘雾总是悬浮在小城周围，几辆马拉的车，钢圈轮子敞篷车还在附近放着，车轮有时刮擦街道和路沿时会散发出火星。

自己家的那幢房子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也许比以前更干枯、更灰暗了，护墙板连一片漆都不剩了，没有漆过的门廊的木头塌陷得离光秃秃的地面更近了。

屋里有些人——邻居们——斯通纳已经记不得了，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白衬衫、扎着领结的瘦高男子正俯身对着斯通纳的母亲，她坐在装着父亲遗体的那个窄窄的木棺材旁边的靠背椅里。斯通纳穿过屋子。那个高个子男人看见他了，走过来迎接。这个人的眼睛是灰色的，有些扁，像两块上过釉的瓷片。深沉、油滑的男中音，小声又浑厚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这个人管斯通纳叫“兄弟”，说着“表亲”、“上帝，是他带走了”之类的话，想知道斯通纳想不想跟他一起祷告。斯通纳从这人身边擦过去，站在母亲前面，她的脸在他前面晃着。他透过一团模糊看见母亲在冲自己点头，而且从椅子里站起来。母亲抓住他的胳臂说，“你还是看看你爸吧。”

这么一触碰，轻得他几乎感觉不出来，母亲带着他走到打开的棺材旁边。他向下看去。他一直看着，直到眼睛清亮起来，然后又吃惊地往后退去。他看到的好像是个陌生人的尸体，萎缩了，而且变得很小，脸像一张薄薄的牛皮纸面具，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变成两个深深的黑色的小坑儿。裹住身体的深蓝色的上衣显得离奇地宽大，放在胸上从袖口里伸出的双手像某种动物干枯的爪子。斯通纳转过身面向母亲，他知道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就停留在眼睛里。

“最近一两个星期来，你爸爸的体重减了不少，”她说，“我求他别去田里了，可我还没醒来他就起床出去了。他已经头脑糊涂了。他病得太厉害，都糊涂了，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医生说，他大概还能行，否则应付不了。”

母亲说话的时候，斯通纳看得清清楚楚，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快要死了似的，她的一部分好像无可挽回地跟丈夫钻进那个棺材了，已经不再出来。现在他看着母亲，她的脸瘦瘦的，缩了进去，即便在休息的时候，脸都绷得紧紧的，齿尖都从薄薄的嘴唇底下露了出来。她走路时好像没有重量或者力气。斯通纳含含糊糊地说了个词，然后就离开客厅。他走进自己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房间，在光秃秃的屋子里站着。他的眼睛又热又干，都哭不出来。

他做了些葬礼必须要做的安排，签了几个需要签的文书。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他的父母有丧葬保险，为此，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每星期他们都要留出几美分，甚至在极度需要钱的时期。这几张契约说来有些可怜，是母亲从卧室的一只旧箱子里取出来的，上面镀金的繁复的印刷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那张廉价的纸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脆薄了。他跟母亲谈到未来的事儿，他想让她跟自己回哥伦比亚。房间多得很，而且（他对这个谎言感到痛心）伊迪丝也会欢迎她来做伴。

可是母亲不愿跟他回去。“我会感觉别扭，”她说，“你爸和我——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觉得不安心，不舒服。还有，托贝”——斯通纳想起托贝是父亲多年前雇的那个黑人田间帮手——“托贝说只要我需要他就留在这儿。他在地窖里给自己安顿了个不错的屋子。我们能对付。”

斯通纳跟母亲争辩了会儿，但她不为所动。他终于意识到，她只想等着死，想在她曾经生活的地方死去。他知道，母亲还维护着那个小小的尊严，当她想这样做时在这个过程中能找到的那份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