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非虚构（第2/2页）

我在那家豪华酒店度过了空白、慌张的四天，令人沮丧的是我有意识地记下日记，却无话可说。我不喜欢日记体，它会模糊视线。我偏爱距离，通过记忆细细探究。我想到一个可以比较的人，易卜生，他更像是一位诗人而非剧作家，他努力地用日记记下了他在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的旅行。那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有壮阔的景观：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天生适合用日记记载；但从外部观察，只处理事物的外在表现，一定令易卜生精疲力尽；最后他干脆停了下来。我在孟买的失败与此或多或少相似，于是我放弃了沉闷的日记，转而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酒店休息室的大公告牌登了一位房客或者说“内设”的卜卦者的广告。在那四天，我常有通过阅读寻找写作方法的冲动。但我不必那么做。一个人在焦虑时会做很多事，比他所以为的更多。这本书实际上起了头——我想到了开篇那句“孟买人挤人”——然后迅速向后展开。

观念是抽象的，只有包裹上人与叙事才能成为书。读者一旦进入这本书，翻阅前面数页，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双重叙事。有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人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在其中这本书各异的篇章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偶然完成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即便没有伴随着反思性写作；而这本书所涉及的特殊的艺术在于预测，我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究竟哪些人能够最好也最符合逻辑地推进我的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生搬硬套。

我必须依赖当地人的介绍，但要向他们说清楚我寻找的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人被记者采访的方式所训导，以为我是在为我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寻找“代言人”。实际上我探寻的是一个更深切、更是侵入性的问题：在这个古老国家永不休止地为新思想、新政治、新商业观念做出调整的时候，个人的生存经验（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可以阐明其中的某个侧面、某个新的转折。因此，在这本书里，一种经验会成长为另一种经验，一个主题演绎出另一个主题。

比较幸运的是，那天在孟买的泰姬陵酒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做出了一个选择，关注印度在宗教上晦暗的方面，并沿逆时针方向游遍这个国家。如果我沿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北方，到德里、加尔各答和旁遮普的话，会太快进入这本书的主旨部分，从而使这个国家其余的地方在后文拖拽，变成某种“反高潮”的写法。而先去南方（我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就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处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种姓制度对印度科学发展的影响、南方延续了一个世纪却鲜有人知的种姓战争，以及对婆罗门的驱逐。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以及作者本人）为问题重重的北方做好准备：加尔各答、勒克瑙、德里的英国人，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历史，就在现状之下。

经常有人问我，在旅行的实际过程中我是怎样做笔记的。我不用录音机，只用笔和笔记本。由于见到一个人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对我的目标有所帮助，通常只会从简单的对话开始。我不会直接拿出手中的笔记本而使对方感到害怕。如果我认为听到的内容是我所需要的，我会告诉那个人我想过一会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之后我会让那个人重复他的话，并记下自己已有了一些了解的事情。我会用笔记下来，也写下背景、讲述者，以及我自己的问题。一般而言，讲述者看到我用笔记录时，第二次叙述都会讲得慢一些，也慎重一些，但他的话依然保持着正常叙述的节奏。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大量工作。我没有做任何修改、润色。

抱负远大和复杂费力的书并不总是成功的。不过据说这本书的平装本在英国已经重印了三十六或三十七次。我为如此好运感到惊喜。

（陈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