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惊人场面”（第2/16页）

“拿出你的抄写本，让我看看你今天做的算术。”

男孩拿出抄写本递给她，德黑蒂说：“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我不懂算术，去拿给你舅舅，让他看看。”

毕司沃斯先生也不懂算术，但他看见了上面表示肯定的红色对钩，于是再次向男孩、德黑蒂和兰姆昌德道贺。

“这种教育了不得，”兰姆昌德说，“虽然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学会。但是这该死的教育到后来却变得非常重要。”

德黑蒂和兰姆昌德有两个房间。毕司沃斯先生和那男孩合住其中一间。虽然这个房子外面没有油漆过，屋顶锈迹斑斑，因为日晒雨淋、板壁已经开裂，看上去摇摇欲坠，但房子里面的木头仍然保持着一些原来的颜色，房间也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具，包括那个镶着钻石形玻璃的帽架都擦拭得锃亮。用来当厨房的棚屋和后屋之间的空间搭有屋顶，有一部分还围着墙壁；这样不但有了空间，甚至还可保有一定的隐私，而那个没有篱笆的院子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到了晚上，喑哑的私密絮语穿透隔板，提醒着毕司沃斯先生他住在一个拥挤的城市里。其他住户都是黑人。毕司沃斯先生以前从来没有和这个种族的人住得这样近，和他们的接近更增添了身处城市的冒险和陌生感。无论口音、衣着还是举止，他们都和乡下的黑人不一样。他们的食物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肉味，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显得不太有条理。女人控制着男人。孩子们几乎是被忽视的，看上去似乎就是随便喂点吃的给他们；体罚时有发生，而且下手残忍，不像哈奴曼大宅里的鞭打那样还有仪式感。但是孩子们个个发育良好，只有突出的肚脐破坏了体形的美感，他们的肚脐无一例外是露在外面的，城里的孩子穿裤子，露着上身，不像乡下的孩子，穿背心，但是露着屁股。他们也不像乡下孩子那样害羞，城里的小孩一半是乞怜者，一半却恃强凌弱。

城市的秩序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十分新鲜：路灯在同一时间亮，街道在半夜的时候打扫，垃圾在大清早由垃圾车收走，还有形迹诡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的粪便清理工，报童实际上是男人，面包货车，牛奶不是从奶牛身上现挤，而是装在朗姆酒瓶子里，上面还封着褐色的纸。令毕司沃斯先生尤为感叹的是德黑蒂和兰姆昌德如数家珍地谈论那些街道和店铺，轻描淡写地讲述着那些在这变幻莫测的城市里如鱼得水的人。甚至于兰姆昌德，每天早晨去上班时，身上都带有机警、勇敢、让人忌妒的气质。

和毕司沃斯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兰姆昌德的确是一个有见识的城里人。他带毕司沃斯先生去植物园、岩石公园和政府大厦。他们爬上首相山，俯瞰港口里的船只。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这极具浪漫色彩。他看过大海，当时却不知道西班牙港的确是个海港，来自世界各地的航海大客轮都造访这里。

毕司沃斯先生对于兰姆昌德的城里人举止感到十分有趣，并且纵容了他神气活现的样子。兰姆昌德一直都试图保持这样的举止，即使是在他刚刚不做塔拉仆人的时候。他出生的那个社区驱逐了他，他就要展现这惩戒的徒劳。他就是要背离那里。他说话高喉咙大嗓门，而且十分热心，但是这一举止却于人于己都格格不入。他大部分时间都说英语，却带着乡下印度人的口音，这使得他在试图跟上日新月异的西班牙港俚语的潮流时显得荒谬可笑。有时候兰姆昌德遭到冷脸，毕司沃斯先生就感到很难过。比如有一次，一半是为了给毕司沃斯先生留下印象，兰姆昌德过于热心地显示他和院子里黑人们的关系，对方却只报以冷淡的惊讶。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傍晚，兰姆昌德说：“不要担心工作的事。你刚刚经历了脑疲劳，你需要大量的休息。”

他的话语中没有讥讽，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实际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开始为这自由备感压力。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城市里观光。他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想和别人一样每天早晨站在黑黄色的巴士站，他想成为那些在办公室窗后办公的人们中的一员，想和那些尽享周末和傍晚的休闲的人一样。他想过重新画广告牌。但是他怎样开始呢？难道他能在一个房子跟前立一块牌子，然后就等在那里吗？

兰姆昌德说：“你干吗不到疯人院找份工作？薪水丰厚，不花钱的制服，还有极好的小食堂。那里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问问德黑蒂。”

“是的，”她说，“每一样都便宜很多。”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他身穿制服，沿着满是号叫的疯子的长长的屋子巡视的样子。

“咳，为什么不呢？”他说，“这是可做的事。”

兰姆昌德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讲述了重重困难，并说虽然他有关系和影响，他也不知道那是否管用，是否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那是唯一让我发怵的事情，”他说，“印象。”

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惊慌地发现自己又开始恐惧地痉挛。痉挛并不强烈，而且是间歇性的，但它们始终持续着，他记起来去看看自己的双手。指甲都被咬掉了。

他的自由结束了。

作为这自由中的最后一个行动，他决定去看看那个阿佤克斯医生推荐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圣文森特街的最北头，距离“大草原”不远。那里的房子和地面都是白色的，昭示着秩序。篱笆桩新涂了一层白漆；铜牌闪闪发光；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圃井然有序；车道上的浅灰色沙砾层不掺一点杂质，反射着阳光。

他穿过带白墙的走廊，来到一个高大的白色房间里。一个身穿笔挺制服的华人接待员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日历、日记本、墨水瓶、分类账目和台灯。一个角落里，电扇在转动着。一群人坐在低矮、奢华的椅子上，阅读杂志或者窃窃私语。他们看上去不像生病的样子：中间没有缠绷带的人或者脸上涂了药膏的人，也没有香膏和氨水的味道。这和图尔斯太太的玫瑰房间有天壤之别，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它跟兰姆昌德和德黑蒂住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在同一个城市。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感觉他是被自己欺骗了才来这个地方的；他根本没有病。

“你有预约吗？”接待员高声问道，带着华人习惯性的鼻音和吞音。毕司沃斯先生察觉了她态度中的敌意。

鱼脸，他在心中说。

接待员突然起身。

毕司沃斯先生惊恐地发现自己悄声地说出了那个词；他还没有摆脱自己在绿谷养成的想什么就脱口而出的习惯。“预约？”他说，“我有一封信。”他掏出阿佤克斯医生给他的那个褐色的小信封。信封皱巴巴的，很脏，四周都磨毛了，窝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