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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孔查一直在祈祷，希望儿子回家。她跪在埃米利奥的床边，双手合十，充满祈愿，喃喃地乞求圣母马利亚的怜悯。她几乎不信有人在听。上帝已被国民军据为己有，他不可能满足战争双方每一位祈祷者的愿望。

这个房间仍然保持着埃米利奥被人从床上抓走时的模样。母亲不打算整理任何一件东西。床单仍然乱七八糟，像咖啡上漂浮的奶油旋涡。那天他穿过的衣服还随意地挂在一把椅子上。吉他放在床尾，它性感的轮廓如此像女人的曲线。这恐怕是埃米利奥曾经在床上亲密接触过的最柔美、最妩媚的东西，这个念头让拉米雷斯太太感觉吃惊而讽刺。

埃米利奥被捕的次日早晨，梅塞德丝发现母亲在哥哥的房间里哭泣。几个星期以来，她的心思第二次从贾维尔身上移开，而且，可能是生命中第一次，她开始脱离幼稚的内心世界。

自从最后一次见到贾维尔，已经过去八个星期了。据她所知，格拉纳达叛军夺取政权时，贾维尔正待在马拉加的家中，他没有任何理由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这里——哪怕是为了她。一边担心他遇到了可怕的事情，一边恼火他不与自己联络，梅塞德丝的心如被撕裂。她思绪烦乱：如果他正待在一个安全而快乐的地方，为什么不与自己联系？怎么不来？这种令人好奇、捉摸不透的状态让她既悲伤又不满，而且沉醉其中。但是看到母亲泪流满面，她震惊了。她回到了现实中，意识到身边的人正承受着与她同样的痛苦。

“妈妈！”她说着用双臂拥抱孔查。

孔查不习惯女儿如此温柔体贴，她哭得更厉害了。

“他会回来的。”姑娘在母亲耳边轻轻说道，“他会回来的。”

梅塞德丝感到母亲在她怀中颤抖，她忽然害怕起来。也许那个可爱、温柔、曾与之分享无数往事的哥哥，以后真的不会回来了。

几天过去了，音讯全无。巴勃罗沉湎于咖啡馆的事务中。生意像往常一样繁忙，但埃米利奥却不再为他帮忙了。虽然焦虑沉重地压在心里，但当他让其他事情占据脑海时，一整天就悄然过去了。有时，某件东西会迅速地让他忆起埃米利奥，他像当胸挨了一拳一样难受。喉头堵住了，他不得不强忍泪水，他妻子则是肆意地流泪。

埃米利奥被捕后的第四个早晨，孔查决定结束生活中的这种僵局。她必须知道真相。也许国民卫队那里有相关的记录。

她一直对这些戴着象征特权的丑陋皮帽的恶人充满怀疑。战争爆发后，她对他们的厌恶更加强烈。他们总是潜伏着，伺机背叛与出卖这个城市。

她孤身一人去了国民卫队的办公室，颤抖着报出埃米利奥的名字。执勤的卫兵打开桌上的记录册，在过去几天的记录中查找。他的手指在名单上快速向下划动，翻过了好几页。孔查的心振奋起来——儿子的名字不在里面，也许意味着他被释放了。她转身打算离开。

“太太！”卫兵用一种听着很和蔼的语气高声喊道，“刚才你说你们姓什么？”

“拉米雷斯。”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罗德里格斯……”

在孔查·拉米雷斯心中，世界在这一刻停止了。她的希望曾经如此高涨，但现在从他的声音中，她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这是怎样一种蓄意为之的残忍啊，先让她充满希望，再将这些希望碾碎，就像踩死靴底的一只蝼蚁。

“有一项拉米雷斯的记录。昨天早上通过了判决。三十年。”

“他在哪儿？”她低声问，“哪个监狱？”

“我还不能告诉你。下个星期来吧。”

她心中顿时一片混乱，挣扎着走到门边，忍不住跪在地上。这个消息像一记重拳将她击倒了。她喘息着，许久之后才发现那头在她耳边嚎叫的野兽，就是她自己的恸哭。在国民卫队空荡荡的办公大楼里，她悲痛的哀号在四壁和高高的天花板之间回响。办公桌后面，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冷漠以对。那天上午，他见过好几位哭泣的母亲，她们的困境没有引起他丝毫的同情。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恼怒。他不喜欢这种场景，只希望这个女人像之前的那些一样，赶紧离开。

一回到街上，孔查只想着赶快将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她蹒跚地穿过大街，艰难地一步步朝家里走去，那些熟悉的建筑物给了她渴望的支持。她跌跌撞撞地从一间商店的门廊走到另一间，路人都以为她是个醉酒的女人，纷纷绕开。她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里的路，但凭借直觉，她在迷离泪眼中朝着埃尔巴瑞尔咖啡馆熟悉的门脸走去。

几乎没有必要告诉巴勃罗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看到她推开店门时脸上的神情，他就知道不是好消息。

他们失眠了九个夜晚，每一天，孔查都在寻找埃米利奥确切的去向。现在，政府办公大楼里的人对她的身影已经非常熟悉了。最后终于得知，儿子在加的斯附近的一座监狱里，他们有一丝奇异的感觉——如释重负。那座监狱距离格拉纳达两百多公里，但至少这件事尘埃落定了。

孔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长途跋涉去看望儿子。如果能给他送些食物，至少他不会挨饿。

“但是跑这么远去看他，未免太荒谬了。”伊格纳西奥说，“特别是您一个人去。”

“我没有别的选择。”孔查说。

“您当然有！”伊格纳西奥坚持道。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她耐心回答道，“等你有了孩子之后。”

“好吧，愿上帝帮助您。我只能这么说。”

这次远行花费了她两天时间。虽然身上携带的文书本意是让她安全地通行，但卫兵和国民卫队频繁的审查总是带着侵犯的意味，有几次，她都以为自己必须返回格拉纳达了。

最终到达时，孔查探视儿子的要求被拒绝了。

“他被单独关了禁闭。”值班官员咆哮着，“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待遇。”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所谓的“待遇”究竟是指什么，她无法想象。

“要这样关多久？”她问道，由于失望而呆住了。

“可能是两天，也可能是两个星期。这可难说。”

她不忍心去问那取决于什么。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相信他们的答复。

她将干粮篮子留在那里，根本不知道这些食物会不会送到他手中。在篮子里的一只核桃中，她塞进了一张字条。那仅仅是母亲写给孩子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关于家人生活的泛泛的消息，以及真诚的爱意，但当埃米利奥收到信时，他已经又在狱中孤独地待了一个星期。

关于狱中恶劣条件的传闻辗转传入巴勃罗和孔查的耳中。偶尔有些人成功地越狱，但更常见的是行刑队每天都要枪毙一批人，死囚名单的拟定竟是那样随意而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