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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钦斯基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很想谈话。今天中午，我们一直在练习敬礼，因为加登一时疏忽，没有向一位少校行礼。卡钦斯基头脑里总是甩不开这件事。他说：“你记住我说的，这次战争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

克罗普高视阔步地走过来，他两脚光着，裤脚高高卷起。他把刚洗好的袜子摊在草地上晾着。卡钦斯基抬头望天，放了一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豆子不大，也要出声。”

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又拿一瓶啤酒来打赌，看正在我们头顶上进行的空战谁胜谁负。

卡钦斯基完全不肯让步，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把这种意见用顺口溜表达了出来：“让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拿一样的军饷，战争保准立刻结束。”

正相反，克罗普却是一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应当是一种民间的节日，卖门票，组织乐队，仿佛斗牛一般。然后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穿着游泳裤，拿着棍棒，不妨让他们自己先决斗。到最后谁没有死，他的国家就算胜利。这种做法要比现在的安排更加简单，更加公道，现在是让不应该打仗的人去打仗了。

这个话题结束了。于是，谈话逐渐转到兵营操练上去了。

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营房庭院里一个火辣辣的正午。暑热笼罩在广场的上空。营房里阒无一人。样样东西都沉睡了过去。能听到的只是鼓手在那里练习，他们在什么地方一安顿，就呆笨、单调、乏味地练习起来。好一支谐和的和弦！正午的炙热、营房广场以及鼓手的敲打！

营房的窗子空荡荡、黑漆漆的。有几个窗口还晾着帆布裤子。人们渴慕地望着它们。屋子里很阴凉。

啊，黑暗发霉的士兵寝室，里面有铁床架、方格花纹床单、柜子和矮凳！连你们居然也能成为被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这里，你们甚至还有家的那种传奇似的余晖，你们的一间间屋子弥漫着陈腐的食物、睡眠、烟雾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用斑斓的色彩把这一切描绘了出来。只要能够回到那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予啊！比这个更远，我们的思想就不敢再追索下去了……

那些清晨训导——“98式步枪分成几个部分？”那些下午的体能训练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跑步走。到伙房报到，削马铃薯皮去。”

我们陶醉于对往事的追怀之中。克罗普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在勒讷[3]换车。”

这是我们那位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中转车站。生怕我们的弟兄休假回去的时候在那里迷路，希默尔施托斯常常叫我们在营房寝室里练习换车。我们必须了解，在勒讷车站，要到支线去，一定得穿过一条地道。我们的床当作地道，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床位的左边立正。然后命令下来了：“在勒讷换车！”于是像闪电一样，人人从床底下爬到对面去。这个玩意儿，我们要练习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德国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它像彗星一般，拖着一长条浓烟倒栽下去。克罗普打赌的那一瓶啤酒输掉了，他心情恶劣地把钱掏了出来。

“希默尔施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等克罗普的失望情绪消退以后，我才说道，“为什么他一当了下士，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虐待人的恶棍了呢？”

这个问题使克罗普又活跃起来。“这倒不只是希默尔施托斯一个，那样的人还多的是。他们一旦肩上缝上了一个显示军阶的纹饰，或者佩上了一把军刀，就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了，好像吞下了混凝土似的。”

“是由于军服的关系。”我揣测道。

“大体上说，是对的，”卡钦斯基说，他准备长篇大论了，“可是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譬如说，假使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后来你又拿一块肉放在它面前，它还是会把肉抢来吃的，这是它的天性。假使你给一个人一点点权威，他也会和希默尔施托斯一样，就像狗吃肉一回事。事情完全一个样。因为人在本质上首先也是一头野兽，不过也许正像涂着黄油的面包，他把自己文饰得道貌岸然一点罢了。军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个人总得要有管理别人的权力。糟就糟在每个人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士官可以折磨一个小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士官，一个上尉又可以折磨一个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发疯为止。而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干，大家不久也便或多或少地养成了这样干的习惯。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吧：我们正从练兵场列队回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又下来了命令：唱歌。好吧，我们便没精打采地唱着，因为大家还要扛着步枪步履艰难地前进。可是一下子又要连队向后转，再来操练一小时作为惩罚。列队回来的时候，又命令大家唱歌。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唱起来。这种种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无非是因为有了那么点权力，连长的脑袋瓜就起了变化了。而且，没有什么人会责备他。正相反，倒是有人会因为他的严格而器重他。这当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可是其他许多截然不同的事情也无非是这样。现在我问你：在和平年代，一个人随便干什么，究竟会有哪一种职业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不被人家打断鼻子的？只有在军队里他才能这样干！你瞧，这些都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了！而且平民百姓中越是无足轻重的人，爬到他们头脑里的这种东西可就越多。”

“当然，他们说应该有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不错，”卡钦斯基埋怨道，“他们总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许确实是这样。不过总不该恶意刁难啊。再说，你试一试把这些事给一个铁匠，或者一个雇农，或者一个工人解释解释，你试一试把这些道理给一个小兵讲清楚，这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他已经受过折磨，被送上了前线，可他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简直是咄咄怪事！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人反对，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可是到了火线后面几公里的地方，操练又得重新开始，又得重新来那一套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分列前进。因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总得让士兵们有些事情做。

这时，加登满面红光地进来了。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有点结结巴巴了。他喜气洋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希默尔施托斯已经在路上。他也上前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