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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了好几天。第一批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我们超过了运输车队，运的全是大炮。我们搭上了一列军车。我寻找我的团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里弄到一点口粮，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就这样，我带着背包和步枪，又重新上路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被毁坏的地方了。我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里情况最棘手，就往哪里插进去。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还告诉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我便打听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进一步搜寻，到处乱闯。一夜又一夜，我露宿在外面，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那天下午可以到连队办公室去报到了。

那上士就把我留住在那里。连队两天之内就会回来，此刻把我派出去是没有意义的。“假期过得怎么样？”他问。“很好吧，呃？”

“有一段还好。”我说。

“是的，是的，”他叹了口气，“要是一个人用不着再回来就好了。后半个假期，往往就是因此给搞糟了。”

我四处闲逛，直到有一天早上连队开回来，他们面色灰暗，一身尘土，又厌烦又忧郁。我跳起来，挤进他们中间，眼睛一路搜索着，那里是加登，那里是缪勒，在擤着鼻涕，那里还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有种负罪的感觉，其实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在我们上床睡觉以前，我把剩下的油炸马铃薯饼和果酱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尝一点。

有两块放在外面的煎饼已经发了霉，不过还是可以吃的。我就把这两块留给自己，把新鲜的分给卡钦斯基和克罗普。

卡钦斯基一边嚼着，一边问道：“这些大概都是你母亲给的吧？”

我点点头。

“很不错，”他说，“我一尝味道就知道了。”

我差点哭出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可是回到这里又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在一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属于这里的嘛。

“你算是运气，”在我们大家还没入睡之前，克罗普低声说，“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到俄国去咧。”到俄国去。那边算不得有什么战争。

远处，前线雷鸣般地轰响着。营房的墙壁格格地颤动起来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洁工作。我们处处都受到了检查。凡是破损了的东西，样样都给换上新的。我从中弄到了一件毫无污渍的崭新的上衣，不用说，卡钦斯基甚至还弄到了全套崭新的制服咧。谣言正在到处流传。说是也许就要和平了，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更加可能一些：那就是我们正要开到俄国去。可是，在俄国我们又要这些新东西干吗呢？最后，消息走漏出来了：德国皇帝要到我们这里来巡视。怪不得搞了这么多次检查。

整整八天，大家还以为是在新兵营里，竟有那么多的作业和操练。人人被弄得又暴躁又激动，我们对过量的清洁工作已经没有好感，更别提这种分列前进的检阅式操练了。这些事情比上前线更使一个士兵恼火。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立正姿势站着，皇帝驾到了。我们都很好奇，想看看他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沿着我们的队列昂首阔步地走过去，我实实在在觉得有点失望：从他的相片上看来，我想象他模样还要雄伟些，身材还要魁梧些，还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跟这个人讲几句，又跟那个人讲几句。随后我们齐步走开了。

后来我们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加登惊讶地说：“原来这就是皇帝陛下。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得在他面前立正站着！”他暗自沉思着。“哪怕是兴登堡[19]，他也一样要立正站在他面前，不是吗？”

“正是。”卡钦斯基证明说。

加登话还没有说完咧。他寻思了一会儿，随后问道：“那么一个国王是不是也得在一个皇帝面前立正站着呢？”

关于这一点，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认为那是不会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那样高贵，大概不会坚决要求对方规规矩矩以立正姿势站在自己面前咧。

“你胡说些什么呀？”卡钦斯基说，“主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得立正站着就是啰。”

可是加登却完全着了迷。他那一向枯燥无味的幻想这会儿又活动起来了。

“可是你瞧，”他大声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皇帝也得像我一样上厕所。”

“你尽可以完全相信这件事。”克罗普笑了起来。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钦斯基补充说，“你的脑袋瓜里钻进了一个虱子，加登，你赶快跑到厕所里去，把你的头颅弄弄干净，免得再像一个两岁娃娃那样说话了。”

加登消失不见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克罗普说，“如果皇帝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每月增多咧。”

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