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声音

有人说，你第一个宠物的名字和你长大那条街的名字拼在一起，就是你在色情界的艺名。这么说的话，我的艺名应该是刺客·蒲南蕾。我绝对没有进军色情界的打算，但这个名字值得我冒险一试。

在夏威夷卡内奥赫一条名叫蒲南蕾的小巷里，我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8年。我家的房子坐落在热带岛屿上，虽然看着普通，但景色极佳：一边是壮阔的山脉，一边是蔚蓝的海湾。在椰子成熟的季节，你得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免得被熟透的椰子砸个正着。

蒲南蕾的生活闲散安宁，像一盆永远不会变凉的洗澡水，一成不变地进行着：敞篷货车的后视镜上挂着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勇士头像；当地的夏威夷快餐厅供应意面和照烧牛肉；海岛音乐电台播放着嗡嗡作响的尤克里里曲子。空气总是湿漉漉的，但温度永远不会高过你的体温。

在我五岁那年，“刺客”被装在灌有过滤水的塑料袋里，从柯欧劳宠物商店来到我家。我们把它放在客厅蓝色的鱼缸里，里面铺了一层橘黄色的砾石。我父母给它起名叫“刺客”，名字来源于柯蒂斯·梅菲尔德5的同名金曲，但我可不认为我的鱼和歌里的主人公一样，曾经在贫民窟惹是生非。

在蒲南蕾住了没多久，“刺客”染上了多子小瓜虫病，也叫白点病，这种寄生虫会让水生生物慢慢死去。“刺客”的鳞片上冒出大量白斑，它不再游来游去地玩耍，而是半死不活地漂在水里。接下来的几周，它的身体从鲜艳的金黄色，逐渐褪为灰暗的白色。一天早晨，它终于游不动了。我妈起床后，发现它的小尸体正浮在水面上。为了不吓到我，她决定晚上回家再给她的女儿进行第一次“死亡教育”。

晚上，我妈让我坐到她身边，一脸严肃地握住我的手：“甜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是关于‘刺客’的。”

“好的，母亲。”

我叫的也许是“妈”或者“妈咪”，但在印象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的英式淑女，举止非常优雅。

“‘刺客’生病死了。我今早发现时，它已经一动不动了。”她说。

“不，母亲。它没死，”我坚持道，“‘刺客’还活着。”

“宝贝，我很抱歉。我也希望它没死，但它真的死了。”

“不对不对，你快过来看！”

我把我妈领到鱼缸旁，一条白色的鱼漂在水面附近，纹丝不动。“瞧，凯特琳，我现在要捅它一下，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好吗？”她挽起袖子。

她刚要碰到“刺客”的小尸体，只见“刺客”快速向前一冲，绕着鱼缸四处乱窜，急于躲开那只不怀好意的人类手指。

“我的老天！”我妈尖叫一声，惊恐地看着“刺客”游来游去，一点儿也不像条死鱼。

我爸在她身后笑出了声。

“约翰，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捂着胸口说道。

其实那天早上，我爸在我妈之后起床，像往常一样喝了杯咖啡，然后径直把“刺客”扔进了马桶。他带我来到柯欧劳宠物商店，买了一条健康的白色小鱼，样子和生病后的“刺客”一模一样。回到家后，我们把它放进鱼缸，它短暂“鱼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妈吓出心脏病。

它做到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刺客二世”，而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伪装死亡。

除了可怜的“刺客”（还有“刺客二世”，没过多久也死了），童年时代的我大多从动画片和恐怖电影里见过“死”这回事。我很小就学会了快进录影带，凭着这个本事，我跳过了斑比母亲死去的画面、《小脚板走天涯》中小恐龙妈妈殒命的场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砍掉他的脑袋”的镜头。没有什么能吓倒我。我被这股力量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能快进一切。

直到有一天，死亡不再受我控制。记得八岁的一个晚上，我准备参加温沃德购物中心举办的万圣节化妆比赛，那里离我家只有四个街区。我从旧货店买了一条闪亮的蓝色长裙，执意要打扮成小公主。但我很快发现，公主这种装扮太没创意，根本毫无胜算可言，于是决定放手一搏——要么被人吓，要么吓死人。

我从衣物箱里翻出一顶长长的黑色假发。这个道具我后来用过好几次，比如戴上它假扮成艾拉妮丝·莫里赛特6，用我家20世纪80年代的摄像机自导自演《你应该知道》的MV。我戴好假发，在上面别了一个破碎的皇冠头饰，又弄了些假血——只需几道喷溅的血迹即可。大功告成！我把自己DIY成了一个僵尸舞会皇后。

轮到我上台展示时，我绊了一跤，摔倒在舞台中间。大赛主持人手拿麦克风，问我装扮的是什么角色。我模仿女鬼的腔调，断断续续地说：“他……抛弃……了我，他要付出……代价……我是……僵尸舞会皇后。”评委被我的声音打动了。我赢了，领到75美元奖金。我算了算，足够买好多好多画片，多到令人恶心。如果1993年时你是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还碰巧住在夏威夷，那么攒钱买画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我在商店里的洗手间脱下长裙，换上一条亮绿色的打底裤和一件亮粉色的T恤衫（这在1993年的夏威夷相当时髦），然后和朋友们去商场里的鬼屋玩。和很多商场一样，这个购物中心有两层，中间是开放式的，二楼的人可以看到一楼。我想找我爸多要点钱，买一个大点儿的椒盐卷饼。

我四下张望，发现我爸正坐在食品摊旁边的长凳上打盹儿。“爸！”我从二楼大喊，“爸，我想要个椒盐卷饼！”

我一边喊一边挥手，碰巧用余光看到二楼自动扶梯口有一个小女孩，企图爬上扶梯顶端的扶手。我看着她，只见她身子一歪，从离地面30英尺高的扶梯掉下来，脸朝下摔在一楼的金属柜台上，发出可怕的“砰”的一声。

“哦，宝贝！哦，不，我的宝贝！”小孩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叫着，从扶梯上冲下来，发疯似的拨开围上来的人群和保安。直到今天，我都再没听到过像她那样绝望的叫声。

我吓得双腿发抖，往楼下一看，我爸已经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刚才待过的地方，只有一张空空的长凳。

“砰！”——小女孩摔在柜台上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一声比一声沉闷。要是在今天，我肯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但那个时候，它是我童年时代的主旋律。

“嘿，丫头，你可不要学她，乖乖乘扶梯下楼，好吗？”我爸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脸上一副“‘刺客’事件”时在我妈身后露出的那种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