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公主（第2/8页）

那以后，每当被问到—轻轻地问—“你今天想回答些问题吗？”我就会缩到座位上，摇摇头，捂着肚子，表示我的疾病很快就要发作了。母亲不得不放弃，现在当我星期六和她一起开车出去时，我和欧文一样，成了免费而无用的货物，不再能分担她的事业。“你耍性子装傻，那可不关我的事，”她说，“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我还朦胧地渴望着冒险，欧文也是如此，至少在较为具体化的层面。我们都希望去买一种装在袋子里的金黄色糖果，像一块块水泥，放在舌头上几乎马上就能融化，在那间挂着马具、散发着马的气味的乡村商店里就有卖的。我们希望至少能在卖冰汽水的地方停下来加油。我希望到波特菲尔德或蓝河那么远的地方去旅行，和诸伯利不同的城市，有不为我们所知的起源的神奇城市。走在那些城市的大街上，我感觉自己的默默无名就像一个装饰，像孔雀拖着的长尾巴。但是到了下午某些时候，这些希望就开始退潮了，或者是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总是留下一个空隙。在母亲这一方面，一开始推动她来这些地方的明亮残忍的力量也会有所消退。天快黑的时候，冷风从车底的一个小洞钻进来，发动机疲惫的噪音，乡间的冷漠，会让我们互相和解，让我们渴望回家。我们驶过我们喜爱的乡间，却毫无知觉—没有起伏，没有平地，而是断断续续的不可辨认的节奏；低低的山丘，灌木丛生的山谷，沼泽，树林和田野。高大的榆树，各自耸立，每一棵都显露出清晰完整的形状，注定毁灭，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辨识不出。它们像微微展开的扇子，有时也像竖琴。

在四号高速公路上，从三英里外的高处就能望见诸伯利。中间是河滩，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泛滥，瓦瓦那什河隐藏的河湾，河上的桥漆成银色，悬在黄昏里，像一个笼子。四号高速公路也是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可以看见邮电局和市政厅的塔楼彼此相对，市政厅异国情调的塔里藏着有传奇色彩的钟（战争开始和结束，有地震或大洪水时都会鸣响），邮电局的钟楼四四方方的，事实上很是实用。城市几乎等距离分布在主街两边。我们回来的时候，街灯勾勒出它的轮廓，差不多像一只蝙蝠，一只翅膀微微翘起，翅膀尖上支撑着没点灯的朦胧的水塔。

母亲决不会什么都不说就放这幅景色过去。“那是诸伯利。”她可能只是简单地这么一提，或者说：“哎呀，那边是大都会了。”或许模糊地引用一首诗歌，大概是说离开与回归都是通过同样的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令人厌烦的讽刺，还是充满真正的感恩之情，诸伯利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仿佛没有她的默许，她的接纳，这些街灯，人行道，荒野中的堡垒，这座城市或公开或秘密的模式—一个庇护所和一个神秘的所在—就不会存在。

我们的历险和归途，还有世界，都被她的这种神秘骇人的权威所笼罩，对此我还无计可施。

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夏天才回到弗莱兹路尽头的房子。父亲来吃晚饭，在这里过夜，直到下雪的季节；那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半天待在这里。

我们租的房子在河水街尽头，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那种看起来比实际要大的建筑；有高而倾斜的屋顶— 二楼是木头的，一楼是砖的—饭厅有凸出的窗子，前后都有走廊；前走廊有一个多余的小阳台嵌进屋顶，实际上是无法进入的。房子的所有木制部分都漆成灰色，很可能是由于灰色比较耐脏，不像白色那样要经常重新粉刷。天气暖和的时候，楼下的窗子上安装有遮阳篷，有条纹的那种，已经褪了色；这惨淡的灰色和倾斜的阳台令我想到海边—阳光，还有风中坚韧的草。

不过这是一套城里的房子；它的一切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有时我会想起我们的旧房子，它扁平苍白的前脸，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带着被遗弃的、有些负疚的隐隐的痛苦，就像你想起你不再喜欢与其一起玩乐的祖父祖母。我怀念河水和沼泽就在近旁，还有冬天极寒肆虐，大风雪把我们关在房子里就像躲进诺亚方舟。但是我喜欢秩序和完整，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这些只有局外人能看得出来。冬天下午从学校回家，我感觉整个城市都围绕着我，所有的街道，河水街，曼森街，约翰街，维多利亚街，休伦街，还有奇怪的喀土穆街；克拉女士时装店橱窗里薄纱的晚礼服像淡淡的番红花；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唱着“荣光中写下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我，我的名字！”塞尔利特商店笼中的金丝雀，图书馆里的书，邮电局里的信件，翻印的奥利维亚·哈维兰德和埃尔罗·弗林的照片，莱森戏院外的女装—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城市里有度假的士兵，穿着卡其布制服，散发着莫名的野蛮气息，好像燃烧的味道；有漂亮耀眼的姑娘，每个人都知道她们的名字—玛格丽特·邦德，桃乐茜·盖斯特，帕特·蒙蒂—而她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除非她们愿意知道；我看着她们从高中走下坡来，穿着皮毛镶边的天鹅绒般光滑的靴子。她们一起走着，散发出光芒，像夜晚的灯火一样，映得她们看不到世界其他的一切。虽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帕特·蒙蒂—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笑了一下，我做起有关她的白日梦—她救出溺水的我，然后她成了护士，照看我，当我几乎死于白喉病时，冒着生命危险用光滑的手臂轻摇着我。

如果是星期三下午，母亲的房客弗恩·道夫提，会在家喝茶，抽烟，在餐厅和母亲聊天。弗恩嗓音低沉，会用不着边际的漫谈、咕哝和大笑来对付母亲较为锋利简洁的评论。她们聊城里的人，聊她们自己；她们的谈话像永不干涸的河水，是我触摸不到的戏剧，生活的酵母。我会走到餐具柜的镜子那里，看投影在里面的屋子—暗色的壁板，暗淡的光线，黄铜灯具像一棵枝叶分布均匀但却长歪了的小树，五条树枝僵硬地弯曲着，树梢上是玻璃花。为了让它们在镜中组成一个场景，我可以让母亲和弗恩像橡皮筋一样拉伸，歇斯底里地摇晃，让我自己的脸悲惨地垂向一侧，中风一般。

我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那幅画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