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人皆知(第4/19页)

当科尔曼开始遭受攻击时,当种族歧视的指控不仅被新院长,而且被学院的黑人学生小组以及来自匹茨费尔德的黑人积极分子小组所接受,并进行调查时,彻头彻尾的疯狂抹去了西尔克夫妇婚姻中不计其数的困难,艾丽斯为了丈夫的事业,将四十年来始终与他本人固守的领域发生冲撞并引发共同生活中无了无休摩擦的专横跋扈一扫而空。他们虽然多年来不再同床共枕,甚至双方都无法进行像样的对话(连对方的朋友都不能容忍),但这时又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冲着仇人的面孔挥舞拳头,他们对那些人的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刻相互间的恨。四十年前,他们在格林尼治作为志同道合的情侣时所共享的一切——那时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艾丽斯刚从她帕撒克的桀骜不驯的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父母家里逃跑出来,在艺术系学联的人体写生课上当模特,由一头密匝匝的头发武装着,浓眉大眼,妖冶色情,佩戴着民间手工艺饰物,那时就已经活脱脱是个舞台上的高贵公主,是圣经里记载的从犹太教之前的远古时代走来的高贵公主——除了性爱,都重新不顾一切地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直到那个早晨,她醒来感到头疼欲裂,一只胳膊已经失去知觉。科尔曼慌忙将她送进医院,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辞世了。

“他们想杀的是我,却把她害死了。”科尔曼在那次不邀自来的造访中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然后又在第二天下午坚持对每一位来出席她葬礼的人这么说。他依然这么认为。他不能接受任何别的解释。自她去世以后——同时,自他终于明白我不情愿将他的磨难作为我小说的题材,从我手中拿回那天扔在我书桌上的所有文件以后——他自己就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他为什么从雅典娜退休的书,一本非虚构性的书,他起名为《幽灵》。

斯普林菲尔德那边有个调频台,每周六从晚上六点到午夜,它停下一档固定节目,改播音乐,头几小时是交响曲,然后是爵士乐。在我居住的这边山上,从这个频道只能收到静电干扰声,但在科尔曼家所住的半山区收听效果却不错。在那些他邀我过去小酌、共度周末的夜晚,一跨出我停在他车道上的车,就可听到从他家传出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40年代不断从收音机和自动唱机里听到的甜蜜蜜的舞曲。科尔曼不仅让它以最大音量从起居室的立体声音响的收音机播出,而且还打开了他床头的、浴室的、厨房面包箱旁边的所有收音机。无论他星期六的晚上在屋子里干些什么,他一刻都不可能不听,直到午夜电台——在每周半小时的仪式性的本尼·古德曼之后——结束全天播音。

奇怪,他说,他成年生活中所听到的任何严肃音乐都从来没有像此刻这首老摇摆舞曲那样,让他心驰神往。“我心中的每道禁欲锁链都打开了,不想死的愿望,永远不死的愿望,强烈得几乎令人窒息。而所有这一切,”他解释说,“统统因为听着沃恩·门罗的缘故。”有的夜晚,每首歌的每句词都呈现出如此奇妙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他会兴奋得独自起舞,或曳步,或飘步,或是来回往复,枯燥无趣却非常实在、撩拨情绪的狐步,他曾经常和东奥兰治高中女生跳这种舞,曾隔着裤子将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勃起紧压在舞伴身上;他跳舞时,没有任何故意造作的感觉,他对我说,无论是恐惧(由于消亡),或欢乐(因为“你叹息,歌声也叹息。你说话,我听到小夜曲”),眼泪都是自动淌下来的——不论他对于自己听到海伦·欧康耐尔和保伯·艾伯利轮唱《绿眼睛》时情不自禁有多么惊讶,不论他对自己竟然会让杰米和汤米·多西变成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号多愁善感的男人感到多么不可思议。“但叫随便哪个1926年出生的人,”他说,“1998年独自在家里熬过星期六夜晚,收听狄克·黑姆斯唱《那些小小善意的谎》,然后再叫他告诉我,他是否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著名的悲剧净化论吧。”

在我走进房子侧面通往厨房的纱门时,科尔曼正在洗晚餐的盘碟。因为他在水池边,自来水哗哗地淌着,又因为收音机开得很响,而他正大声跟着年轻的法兰克·西纳特拉唱《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连我走进屋他都没听见。那是个炎热的夜晚,科尔曼穿着牛筋布短裤和运动鞋,别无其他。从背面看,这个七十一岁的男子最多只有四十岁——精瘦,健康,四十岁。科尔曼身高不会超出五英尺八,就算是,他也没有十分壮硕的肌肉,但他的身体透出一股劲道,高中体操运动员的矫健仍然清晰可见,还有那种敏捷,那种我们从前称之为活力的冲动。他理得很短的鬈毛头发已变成燕麦色,所以,正面看,尽管他有着孩子气的塌鼻子,还是不会显得像他头发仍然是深色时那么年轻。再说,他两边嘴角都刻上了深深的印痕,绿褐色的眼睛——自艾丽斯死后以及他从学院退休以来——诉说着无边无际的疲劳和精神空虚。科尔曼有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几乎像娃娃脸似的漂亮相貌,就像你看到过的那些小时候曾经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电影演员后来变老的面孔一样,上面总是留下不可磨灭的童星印记。

总而言之,即使在他那个年龄,他仍然是个干净利落、外表很讨人喜欢的男子,属于那种下腭是面部重心所在,塌鼻子的犹太人类型——一个头发拳曲、肤色微黄、有着那种常被当做白人的浅色皮肤黑人一样模棱两可气质的犹太人。他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在南方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基地当水手时,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又因为它太容易被当做黑人的名字,致使他在一所妓院里,被指认为蒙混过关的黑鬼,给撵了出去。“因为是黑人,给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给撵出雅典娜学院。”那两年中我不断从他嘴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都是有关黑人反犹主义,有关他背信弃义、胆小如鼠的同事的各种疯话,很明显,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他直接地、不加掩饰地写进书里。

“给撵出雅典娜,”他对我说,“因为作为那些愚昧的杂种称之为敌人的白色犹太人,就是那些人造成他们的美国苦难,就是那些人把他们勾引出天国,又是那些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拖他们的后腿。什么是黑人在这个星球上受苦受难的主要根源?他们不用来上课就知道答案,他们连书都不用翻就知道。不用读书,他们就明白,不用思考,他们就能回答。谁该负责?就是那群该对德国人的苦难负责的《旧约》恶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