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躲闪重拳（第2/19页）
不得不说的一切都说过了，普赖姆斯从他的书桌后站起身来。宽大而光泽度极高的书桌上见不到任何文件或档案，故意只摆放着年轻太太和两个孩子的照相框，除此之外，醒目地一无所有。桌面浓缩了没有污点的一清二白的个人记录，这只会引导科尔曼做出推断：没有任何差错拦在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律师的仕途上，无论是性格的软弱，或极端的观点，或草率的冲动，甚至连因疏忽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不会有任何隐瞒得不好或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阻止他获得每一项报偿和一切中产阶级的成功。在纳尔逊·普赖姆斯的生活中不会有幽灵事件，不会有福妮雅或莱斯特·法利，不会有马基轻视他或莉萨抛弃他。普赖姆斯已对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允许任何殃及自身的不洁事件破坏章法。但我难道没有约法三章，而且丝毫也不手软吗?我难道在追求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平稳的生活中稍为放松过警惕吗?难道我在我自己无懈可击的谨慎后大踏步前进时信心略有过动摇吗?难道我不如你高傲吗?难道这不恰恰是我在充当罗伯特的打手最初的一百天里对付老朽的方式吗?我难道不就是这样逼得他们发疯，将他们赶走的吗?我难道不是同样无情地相信我自己吗?然而那一个词就摧毁了一切。它绝不是英语中最具煽动性、最凶残、最恐怖的字眼，然而却足以让所有的人在无视事实（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是干什么的）的情况下，干出揭露、认清、裁判、发现等一系列勾当。
直言不讳的律师——实际上在每个词上都添加了某种警告性的讥讽，使之相当于直截了当的教训，其目的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手法对他颇有身份的年长当事人稍加掩饰——从他书桌后绕出来，护送科尔曼走到写字间门口，随后，又陪同他走下楼梯，直到外面阳光下的街道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贝斯——他太太——普赖姆斯才想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地将一切讲清楚，不论显得有多不友善也要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以阻止这位曾经是重要的学院人士的名誉进一步蒙受损伤。那个幽灵事件——恰巧与他妻子的猝死相吻合——使西尔克院长的精神严重受创，以致他草率地辞了职（当时案件已接近它荒谬过程的尽头），而现在，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在普赖姆斯看来，科尔曼·西尔克似乎还没有被冤枉够，他似乎正以倒霉蛋的狡诈的顽固，像个冲撞了神灵的人，疯狂地寻求最后的、恶毒的、使他进一步蒙羞的攻击，那将使他的冤屈盖棺定论地终极不公。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拥有巨大权力的家伙似乎不仅无力保卫自己不受德芬妮·鲁斯和莱斯特·法利的侵犯，而且，同样有损于他拼死捍卫的自我形象，无力抵挡那种年老的男子往往用以补偿失去的阳刚之气的可怜诱惑。普赖姆斯可以从科尔曼的面色中判断他关于伟哥的猜测是正确的。又一种化学威胁品，年轻人想，这家伙很可能热昏了头，不论伟哥给了他什么好处。
在外面街上，两人握手。“科尔曼，”普赖姆斯说——他太太那天早晨听说他将会见西尔克院长时表达了对院长离开雅典娜的遗憾，又一次轻蔑地提到德芬妮·鲁斯，对后者在幽灵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嗤之以鼻——“科尔曼，”普赖姆斯说，“福妮雅·法利不属于你的世界。你昨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塑造了她并碾碎了她的那个世界，由于你我都知道的原因，她永远也不可能从中脱逃。比昨晚更坏的事，坏得多的事还会发生。你不再在一个大家蜂拥而出企图毁灭你、赶你下台、用他们自己的人取而代之的世界里作战，你不再是跟一伙文质彬彬的高雅的将野心隐藏在高尚的理想之后的平均主义者作战，你此刻正在一个没有人会费神将残忍用人道的修辞包裹起来的世界里作战。这些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被不公正地榨取了一辈子。你因为你的案子在学院里的处理而不痛快，虽然那非常可怕，却是这些人每分每秒的感受……”
够了，这两个字如此清晰地写在科尔曼凝视的目光中，甚至普赖姆斯都明白是他该闭嘴的时候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科尔曼始终沉默地听着，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头脑冷静，不去计较普赖姆斯在用花哨词句对着一个比他年长几乎四十岁的教授就美德进行说教时过于明显的愉悦。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科尔曼想，对我发火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好心情——每个人对我说我错了以后，都感到如释重负。但等他们到了外面的街上，普赖姆斯已不再能够继续将争论从情绪表达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将他自己从他曾经一贯都是的那个负责者、下命令者与颐指气使者中分离出来。普赖姆斯直截了当对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讥讽装饰，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律师方式给予劝诫，非常轻微的嘲讽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但普赖姆斯对自己才华横溢与前途无量的感觉似乎占了上风，科尔曼思量，以至挖苦一个可笑的老傻瓜吞服十美元一片的药用合成物变得性力旺盛，未免太过分了。
“你是个异常喋喋不休的说教大师，纳尔逊。那么聪颖，那么流利。一个没完没了使用故弄玄虚、精雕细作词句的说教大师。而且对于每一个你从来不必面对的人性问题又怀有那么浓厚的蔑视。”他当时的冲动是一把抓住律师衬衫的前襟，把这目空一切的小狗崽一巴掌打到托伯特橱窗里去。但相反，他后退一步，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有策略地尽量柔和地讲话——然而却并非如他所愿的那样小心。科尔曼说：“我再也不愿听到你那个自我欣赏的嗓门，或看到你那张自鸣得意的纯白种面孔了。”
“纯白种?”当晚普赖姆斯对他太太说，“为什么‘纯白种’?你永远也猜不出当人们认为自己被利用、被剥夺了尊严时，会用什么样的言词破口大骂。但我有没有故意显出攻击他的样子呢?当然没有。比那更糟，更糟。因为那老家伙晕头转向，而我想帮他一把。更糟，因为那人正处于将错误推向灾难的边缘，而我想阻止他。他所认为的对他的人身攻击，实际上是我这个刚愎自用的人要让他严肃对待、让他刻骨铭心的一番努力。我失败了，贝斯，完全处理错了，也许因为我当时有些心虚。他显出一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样子，内里却蕴涵着一股气势。我从没见过他当大院长时的派头，只是在他倒霉时才认识他的。但你感到大院长的存在。你意识到为什么人家被他吓倒了。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场。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一个你一生中只见过五六次的人很难摸透他的个性。也许主要是我身上的什么愚蠢的东西在作祟，但不论原因何在，我犯了书上所列的所有业余律师的错误。精神病、伟哥、多尔夫妇、诺曼·欧·布朗、避孕、艾滋病，我无所不知，特别是对于我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更是了如指掌。我应当简明扼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性；相反，我却是挑衅性的。我想帮他，却侮辱了他，把事情给他弄得更糟。不，我不怪他像那样对我发泄。但，亲爱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纯白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