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59年，我在《Il Verri》[1]上开了个每月一次的专栏，取名为“小记事”（Diario Minimo）。我给专栏取这个名字是出于谨慎，同样出于谦虚。《Il Verri》是一份文学性的杂志，为它撰稿的许多作家后来组成了“六三学社”（“Gruppo 63”）[2]这样一份杂志，充斥着新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和讨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3]以及中文表意符号的很有分量的文章，而我却加入了几页对于一些不太起眼的话题的无拘无束的思考。这些话题常常旨在模仿、嘲弄该杂志的其他撰稿人的作品，他们的写作狂热更甚于我。因此，开门见山，我想向读者道歉，写下了这一页页的文字，蓄意插科打诨、装疯卖傻，所以跟杂志的其他内容相比，显得不那么斯文体面。
从文学体裁来看，最初的文本，无论是我写的还是我朋友的，都类似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4]的《神话学》（Mythologies）。巴特的书出版于1957年，那时我已开始写“小记事”，但并不知道那本书。否则，我绝不会在1960年胆大妄为地写一篇谈论脱衣舞的文章。而且，我相信，正是在读了巴特之后，出于谦卑，我放弃了《神话学》的风格，逐渐向混成模仿体裁（pastiche）发展。
我采纳混成模仿体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在法国，混成模仿作品的传统有人们引以为荣的、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凯诺和乌利普创作组[5]，而意大利文学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于是，《Il Verri》上就有了“小记事”。后来，1963年，当那些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被收集成册时，我取了同样的名字，尽管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内容其实并非记事。那册书印了好几个版本，并成为现今这个英译本的基础。由于书名《小记事》，从字面上直译毫无意义，我更喜欢称其为《误读》。
模仿体（parody）如同其他所有的诙谐文体的作品一样，跟时空密切相关。俄狄浦斯（Oedipus）[6]和安提戈涅（Antigone）[7]的悲剧故事依然令我们感动，但是，如果我们对古雅典一无所知，就会对阿里斯托芬的许多典故摸不着头脑。抱歉我用了如此赫赫有名的例子，但这样做比较容易说明我的意图。
虽然本书的内容代表着一种选择，虽然两篇最具“意大利味”的文章被略去不用，我还是觉得应该对外国读者做一些解释。笑话若需要解释必然会扼杀它的效果；但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8]——巴汝奇[9]所说的许多话，如果不加脚注，说明那是巴黎索邦大学所特有的语言，会令人难以理解。
《乃莉塔》（Granita）是仿讽纳博科夫[10]的《洛莉塔》（Lolita），同时也在主人公[11]的名字上做了一番文章，他的名字翻译为安伯托·安伯托。当然，跟小说的意大利文译本相比，我的文章还算不上什么仿讽；但我所写的，即使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我认为还是有可读性的。仿讽的背景放在我出生的皮埃蒙特[12]大区的一些小镇上。
在《碎片》一文中，显而易见，我采用了意大利流行歌曲的歌词，翻译时则用了在美国流行的等同物来取而代之。然而，最后引用的话是莎士比亚和意大利歌词混为一谈[在原文中，我用的是邓南遮（D’Annunzio）[13]，而不是莎翁]。
正如在《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一文的英译者注中，我的翻译所指出的：迈克·邦焦尔诺（Mike Bongiorno）虽不为意大利之外的人所知道，但他属于那种司空见惯、各国都有的一类人；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把他看作一个天才。
《新猫的素描》（Esquisse d’un nouveau chat）无疑是指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 Grillet ）和“新小说”（the nouveau roman）。如同在其他场合一样，此处模仿的目的应该是颂扬。
《天堂近讯》（The Latest from Heaven）是源于来世的报道，而使用的是当今的政治行话。那虽然是几十年前写的，不过，我认为在罗斯·佩罗（Ross Perot）[14]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15]这样的时代，它也会为人们所理解。
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6]、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7]、克鲁伯（Kroeber）[18]等]的经典著作是创作《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和性压抑》的灵感之源，篇名借用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的一部著作。它的哲学部分通过引用胡塞尔（Husserl）[20]、宾斯万格（Binswanger）[21]、海德格尔（Heidegger）[22]，还有其他一些人（做了适当的修改）而得到加强。卢多维卡门悖论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好几所大学的建筑系固定的研究科目。
《大限将至》（The End Is at Hand）与之一脉相承，其创作灵感来自阿多诺（Adorno）[23]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有些篇章间接引用了当年那些“阿多诺化”的意大利作家的见解。跟之前的一篇一样，这个文本是今天所说的“另类人类学”（不是我们眼里所看到的别人的世界，而是别人眼里所看到的我们的世界）的一篇习作。这种手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24]在《波斯人信札》（Les Lettres Persanes）中早已试过身手。前些时候，一群人类学家邀请非洲的研究人员到法国来，这样他们可以观察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人惊异地发现，法国人竟然有遛狗的习惯。
第一次月球之旅在电视上报道，触发了《发现美洲》。在原文中，使用的都是意大利的节目主持人的姓名；在这个英文版中，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喻户晓的美国名字。
《我的夸想》的标题几乎在字面上重复了论述《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25]的著名论文集中的一个篇章。我记得几十年前，美国大学里所盛行的那些评论风格（从新批评到各式各样的象征式批评，还有一些暗示对艾略特的批评），我用这些过度阐释的行为，去阐释19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小说。大多数英语读者不会熟悉《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尽管它的确有一个英文译名，叫作The Betrothed），但是只要知道我是把对乔伊斯作品的阅读的理解运用到了早至19世纪早期的经典著作就足够了，它的风格和叙事结构更令人想起（比如说）司各特（Walter Scott），而不是乔伊斯。今天，我意识到新近许多有关“解构阅读”的习作，看起来仿佛是受了我的仿讽体的启发。这恰恰是仿讽体的使命：绝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