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一小件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两人间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需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没有。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张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因为没注意看路，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身摔下来，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司机挂上挡，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里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终于像是舒服地休息了。知道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霍华德从医院开车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觉察到，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没有被什么潜在的莫名力量打倒——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它们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起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向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他拿起话筒，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瓜。听见了，就给他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