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合用的外表赋予人的性格与行为的美，并论这种美在何等程度内可以被视为赞许该性格或行为的一个根本要素
人们的性格，和各种机巧的设计装置，以及公民政府的各种制度设施一样，或许适合增进，也或许适合阻挡个人以及社会整体的幸福。审慎、公正、积极、果敢坚决和酒色不沾的性格，不仅会使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而且也会使每一个和他有关系的人，有希望获得成功与满足。相反，鲁莽、自大、懒惰、优柔寡断和贪恋酒色的性格，不仅很可能使个人遭到毁灭，也很可能殃及所有和他有所关联的人。前述第一种性向，至少拥有一切可能属于为了增进最愉快的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最完善的机器设备的那种美丽；而第二种性向，则拥有一切属于最笨拙不当的设计装置的那种丑陋。有什么统治设施，比得上人民普遍具有智慧与美德那样有助于增进人民的幸福？一切统治设施，不过是智慧与美德不足时的一个不完美的补救办法。所以，凡是能够基于政府的效用而归属于政府的美丽，必定在远为高级的层次上属于智慧与美德。相反，有什么公共政策，比得上人民种种的败德恶行那样有效导致破坏与毁灭？拙劣的政府统治，所以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完全是因为它没有充分提防人民的道德败坏可能造成的危害。
各种不同的性格，从它们各自的有用性或不利性，似乎得到的这种美丑差别，很容易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迷住那些以抽象超然的观点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当一个哲学家费心研究仁慈为什么受到赞许，或残忍为什么受到谴责时，他未必总会在自己心里，以非常清澈分明的方式，观想任何特定的一桩残忍或仁慈的行为；他通常满足于那些性质的一般名称使他想起的那种模糊含混的念头。但是，只有在特定的个别事例中，各种行为的合宜与否，以及它们的功与过，才会清晰可辨。只有在考虑特定的实例时，我们才会清楚地察觉到我们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人的情感是否相一致，或是不调和；或者说，才会在双方的情感相一致时，清楚地感觉到对他兴起一股心意互通的感激，而在双方的情感不调和时，清楚地感觉到对他兴起一股不能同情的愤慨。当我们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思考美德与邪恶时，它们赖以引起这几种情感的那些性质似乎大多消失不见了，因此，这几种情感本身也变得比较不清晰可辨。相反，美德的幸运倾向，和邪恶的致命后果，似乎因此而更为突出可见，仿佛那些倾向与后果全都自动站起来彰显自己，把美德或邪恶的所有其他性质全都比下去了。
首先解释效用为什么令人愉快的那一位聪明灵巧又和蔼可亲的作者[6]，对前述那种抽象超然的观点是如此的着迷，以致把我们对美德的赞许，全部归因于我们看到有用的外表所赋予的这种美丽。他指出，任何心性，除非对本人或他人是有用的或是可喜的，否则就不会被视作美德，或受到赞许；而任何心性，除非具有相反的倾向，否则就不会被视作邪恶，或遭到非难。没错，自然女神，为了使我们的赞许与非难，不仅有利于我们个人，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似乎已经如此巧妙地调适了我们的这些情感，以致在最严格的检察后，我相信，可以发现，实际的情形的确到处正如那位作者所言。但是，我仍要断然地说，我们所以赞许或非难某种心性，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绝不是在于看到它是有用的或有害的。赞许或非难的感觉，无疑会因为看到有用的或有害的倾向所赋予的那种美丽或丑陋，而更为增强、更为生动。但是，我仍然要说，赞许或非难的感觉，无论就其源头或就其本质来说，皆不同于这种美丽或丑陋的感觉。
首先，对美德感到赞许，和我们赞许一栋方便且设计完善的建筑时会有的那种感觉，似乎不可能是同一种感觉；或者说，我们似乎不可能，除了据以赞赏某个五斗柜的那种理由外，没有其他赞赏某个人的理由。
第二，仔细检查后，将会发现，任何心性的效用，很少是我们的赞许感的初始源头；赞许的感觉，总是含有某种和效用感明显不同的合宜感。在所有被当作美德而受到赞许的心性上，包括那些根据该理论体系[7]，最初因为被认为对我们本身有用而受到赞赏的心性，以及那些因为对他人有用而受到尊重的心性，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对我们本身最有用的那些心性，首先当推优越的理智和理解力，我们根据这种能力，可以辨别我们一切行为的未来影响，并且预见这些影响可能导致的各种利弊得失；其次是自我克制力，这种能力使我们得以戒绝目前的欢乐或忍受目前的痛苦，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候享受更大的欢乐或避免更大的痛苦。这两种心性结合起来，就是所谓审慎的美德，在一切美德当中，就以这种美德，对我们个人最为有用。
关于那些心性中的第一种，前文[8]曾经指出，优越的理智和理解力最初是因为正当、准确、符合真理与事实而得到赞许，不光只是因为有用或有利。最伟大与最受钦佩的人类理智发挥，主要展现在一些比较深奥的学问上，特别是高等数学方面。但是，那些学问的效用，无论是对个人或是对公众来说，却不是很明显，而且要证明它们有用，所需进行的研讨也未必很容易被人领悟。所以，使它们受到众人赞美与钦佩的因素，起初并非它们的效用。而且也很少会有什么人特别强调它们有此一性质，除非是到了不得不对某些人的叱责污辱有所回应的时候；后一种人不仅本身完全不爱好这种崇高的发现，而且还努力毁谤它们，说它们毫无用处。
同样的，我们赖以约束我们目前的欲望，以便在另一个场合获得更充分满足的那种自我克制力，因为它的合宜而受到赞许的程度，和它因为有用而受到赞许的程度，可以说不分轩轾。当我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时，对我们的作为产生影响的那些情感，似乎完全和旁观者的情感相一致。旁观者没感觉到我们目前的欲望对我们的诱惑。对他来说，我们将在一个礼拜或一年后享受的那个快乐，和我们在这一刻享受的快乐，完全一样的诱人。所以，当我们为了目前的快乐而牺牲未来的快乐时，我们的作为，在他看来，就会显得极端荒谬与毫无节制，从而他也就不可能体会那些对我们的作为产生影响的情感。相反，当我们戒绝目前的快乐，以便获得未来更大的快乐时，当我们的所作所为，仿佛对遥远的目标相对于紧贴着我们的感官的目标，同样感兴趣时，由于我们的情感完全和他本身的情感相一致，他绝不可能不赞许我们的行为：而且由于他根据经验知道，难得有人能够自我克制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他肯定会怀着明显的讶异与钦佩，看待我们这样的作为。对于坚定不移地厉行节约、勤劳与专心致志的人，每个人都自然会感觉到的那种崇高的敬意，便是源自于此，即使这样的行为，只是为了发财，没有别的目的。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刚毅不拔，以及他为了获得重大但遥远的好处，不仅放弃眼前的一切快乐，而且忍受最大的身心劳苦，必然会博得我们的赞许。显然支配着他的作为的那种关于他的利益与幸福的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对同一利益与幸福自然会有的看法。在他的情感和我们本身的情感间，存在着最完全的对应一致，同时，根据我们对普通人性弱点的经验，这样的对应一致，是我们所不能合理预期的。所以，我们不仅赞许，而且在某一程度内也钦佩他的作为，认为他的作为值得高度赞扬。而唯一能够支持行为人坚守这种行为方针的，也正是这种值得赞扬与尊敬的意识。对我们将在十年后享受的那种快乐，相较于可以在今天为我们所享受的那种快乐，我们是这么的不感兴趣。前一种快乐所激起的情感，相较于后一种快乐很容易引起的那种强烈的情感，自然是这么的微弱，以致前一种情感的力量，绝不可能和后一种情感的力量相抗，除非它得到合宜感的支援。亦即，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采取前一种作为，我们将值得众人的赞许与尊敬，而如果我们采取后一种作为，我们将变成众人轻蔑与嘲笑的正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