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4/5页）

我猜想得到，这目光应该是怎样的。事隔三年，他讲起当时的情形，眼睛还炯炯逼人，额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锁链，还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他，用脑瓜顶他，用铁链打他。”他颤抖着说。

采哈诺维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图里耶，这是彼尔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乌拉尔深山里，常年积雪，远离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几乎与外界隔绝。不言而喻，上图里耶的居住条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坏。采哈诺维奇孑然一身，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从乌拉尔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后来获得批准移居彼尔姆；这对他说来，处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听到了自己的语言，会见了不幸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写信给他，要从维尔诺省步行来探望他……他在等她。

当我出乎意外被调往维亚特卡时，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边，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子，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们使我想起克鲁季茨兵营的隐修室。

我要离开的消息使他非常伤心，但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过不一会儿，便露出了几乎是欢快的笑容，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爱好大自然，就因为不论你给弄到哪里，谁也无法剥夺你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我想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从衬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请他收下。

“它不适合我的衬衣，”他对我说，“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

然后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只小袋子，从里边掏出一条很别致的 小铁链，拉下几节，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这链条对我是很宝贵的，它与我另一时期一些最神圣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几节。我从未想到，我这个立陶宛的流放者17会把它们送给俄罗斯的流放者。”

我拥抱了他，与他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里已有一个宪兵一刻不离地守着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未来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时，警察局长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比克鲁季茨的驯服得多，他并不掩饰他的欢乐：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没有酒喝了。一切准备就绪，我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忽然发现采哈诺维奇走过，我奔到窗口。

“啊，多谢上帝，”他说，“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不转过脸来。”

我热泪盈眶，感谢了他。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从彼尔姆动身后，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带这是常有的。二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维亚特卡一个贫苦荒凉的山村。这一带没有驿站，只有一些不识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长的职务，他们打开驿马使用证，看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还是两个印，嘴里喊着“很快，很快！”立刻动手套马了，比有站长的地方还快一倍。我想烘干衣服，烤一下火，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提议，决定休息一两个小时。这一切是进村前讲好的。可是我走进黑洞洞的、不通风的农舍一问，才知道这儿什么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内没有一家饭铺；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动身。

我正在琢磨走不走的时候，来了一个兵，向我报告道，有一个押送犯人路过这儿的军官请我去喝杯茶。

“太感谢啦，你的军官在哪里呢？”

“就在附近的小屋子里，先生！”他说完就做了个从左向后转的动作，开步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

军官年纪不轻了，中等身材，那张饱经忧患的脸说明他一生坎坷不幸，畏惧长官。无边的寂寞使他见了我十分殷勤。这是那种庸碌的好心的老军人，二十五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既未失职，也未升迁，正如一匹老马，拖着沉重的车子一天又一天地走去。

“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

“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可是良心上不好过。”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上面弄来了一群八九岁的小犹太人；是不是要把这些倒霉鬼送去当水兵，我不知道。起先命令把他们押往彼尔姆，后来忽然变了，要送往喀山。我负责押送一百来俄里，转交他们的军官对我说：‘这真是造孽，三分之一留在路上了。’”军官用手指了指地下，又道：“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是得了流行病吗？”我问，心里十分震惊。

“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您想，这些小鬼这么虚弱，病恹恹的，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十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怎么受得了；况且异乡客地，无父无母，没人怜惜，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倒在地上死了。您倒说说看，他们这是为的什么，要把这些小家伙怎么办？”

我没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该走啦，只是因为雨实在下得太大……喂，当差的，吩咐小鬼们集合！”

孩子们给带来了，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见过的最骇人的景象之一——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哟！十二岁、十三岁的儿童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八岁、九岁的娃娃……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阴森的画笔恐怕也难以描摹。

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神色惊慌不安，穿了肥大得不合身的士兵大衣，翻起领圈站在那里，露出无能为力的凄恻目光，望着正在粗暴地给他们整顿队形的警备队士兵。没有血色的嘴唇，眼眶下一圈圈青色的阴影，表明他们正在发热或者打冷战。这些病弱的孩子，没人照顾，没人抚爱，寒风却从北冰洋长驱直入，吹打着他们，要把他们送进坟墓。

应该看到，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忠厚的军官，他无疑是怜惜孩子们的。如果换了那些军政大员式的管理员呢？

我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跑回了马车。我想哭，觉得再也忍耐不住……

在尼古拉那邪恶的、不人道的皇朝的档案中，保存着多少无人知晓的弥天大罪呀！这些事我们已习以为常，因此不予重视，不加理会，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官厅沉寂的深渊中，或者扣留在图书审查机关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