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三章（第4/6页）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个聪明、严峻、粗犷的老人，雄才大略，与众不同；他本可以当省长或将军，据我看，他当将军比当教士更合适。但是机会不巧，他没有在高加索指挥军队，却管了一个教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的幽灵，倒大多是行政长官的气质。然而与其说他凶恶，不如说他严厉。正如一切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理解迅速，敏锐，如果谁对他废话连篇，或者不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发雷霆。跟这种人打交道，比跟温和的、但软弱无能的人打交道，一般说容易得多。我到达弗拉基米尔之后，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天日祷后，曾专诚拜访过主教。他殷勤接待，祝福了我，还用鲑鱼款待我；最后请我有空常上他那儿坐坐，谈谈。他说他眼睛坏了，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两三回，他了解文学，知道一切新出的俄国书，也看杂志，因此我与他谈得很投机。尽管这样，我去叩主教府的大门时，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

这一天天气炎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中接待我。他坐在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椴树下，摘下了僧帽，披着一头白发。体格端庄的大司祭光着秃头，站在烈日下，给他大声念文件；大司祭的脸晒成了紫酱色，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上渗出，给太阳照得耀眼的白纸使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不敢移动一步，主教也不叫他走开。

“请坐，”他对我说，一边画十字，“我们马上完了，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公事。念下去。”他又转身对大司祭说，那人用蓝手帕擦擦汗，别转脸清一下嗓子，重又往下念了。

他念完后，帕尔费尼问我：“您有什么贵干？”一边把笔递给大司祭，后者利用这可靠的机会吻了主教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他。

“您有证件吗？”

我给他看省里的许可证。

“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帕尔费尼笑了。

“新娘方面呢？”

“有出生证书，结婚那天会带来。”

“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两天。”

“那么，您找好住宅了？”

“还没有。”

“嗯，您瞧，”帕尔费尼说，一边把一根指头伸进嘴唇，钩住嘴巴，把它拉向面颊，这是他的怪习惯之一，“您是聪明人，读书很多，不过，糠秕骗不了老麻雀。您这事有点不大对头呢；既然您来找我，最好干干脆脆，把事情老实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明确对您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我的忠告对您还是不会有坏处的。”

我认为我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全部告诉了他，当然略去了不必要的细节。老头儿仔细听着，不时看看我的眼睛。原来，他与公爵夫人是多年的朋友，有些部分他可以相信我讲的是实情。

“我明白，我明白，”他听完后说，“那么让我出面，写封信给公爵夫人吧。”

“您应该相信，一切和平办法都无济于事，任性，冷酷——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主教，我遵照您的要求，把一切报告了您，现在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本来我不想声张，认为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只得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办了。有一点我得向您声明，无论监狱或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挡我。”

“哎哟，”帕尔费尼说，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好厉害，您还没给彼尔姆吓怕，还没吃够苦头呢。难道我说过不准您结婚吗？您尽管结婚，在法律上这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最好有家人或亲属到场。您那个神父，您请他来见我，我会开导他。不过有一点您得记住：新娘那边没有证件，您休想办这件事。什么‘无论监狱还是流放’，这都是废话，唉，谁想得到，现在这些人都变得这样！好吧，主与您同在，祝您成功，至于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不可。”

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教区的主教大人帕尔费尼，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活动。

这以前，我向省长要求批准的时候，根本没提我的结婚是秘密的，这是避免人们议论的最可靠办法，至于我的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成亲，这再也自然不过，因为我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婚礼尽量不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