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4/10页）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凯切尔每天要经过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间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几乎衣衫褴褛的姑娘；她疲倦，忧郁，是从一家作坊打这条路回家去。她并不漂亮，显得胆怯、羞涩而且可怜；她的存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同情她。她是孤儿，没有一个亲人，多亏基督的照顾，给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隐修所中，长大之后，便去做苦工，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世上过活。凯切尔开始与她攀谈，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询问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经历。他是第一个给予她同情和温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诚对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单乏味的，尽管他经常与朋友们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还不时出入莫斯科的大剧院和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当然，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但那是无法掩盖的。这朵无人注目的可怜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怀中，他把它接住了，没有考虑后果，可能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重要。
在妇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总是具备一定的当选资格的，比这低一等的阶级也自然被认为是活该牺牲的。对这一切我们谁也不以为奇……因此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指责。
孤儿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凯切尔。这也难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隐修所中长大的，她从那儿带来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偶像崇拜，坚定不渝的信念和无边的忠诚。她所爱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惧和服从的一切：基督和圣母，圣徒和灵验的神像——这一切现在都集中到了凯切尔身上，他是第一个怜悯她和爱护她的人。这件事是半公开的，秘密的……他们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她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巩固他们关系的纽带断了。凯切尔对谢拉菲玛变得冷淡了，不大与她见面，最后抛弃了她。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不会轻易了却相思债”22，这是可以断言的。除了这爱情，她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进莫斯科河。可怜的姑娘白天干完了活，披着单薄的衣衫，不顾天气阴霾，冒着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几个小时，只为了见他一面，目送他经过，然后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墙角边，但有时也向他问候，与他搭讪几句。只要听到一两句亲切的答话，她就惊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关于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爱，她羞于启齿，也不敢讲。这样过了两年多。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1845年，凯切尔迁移到了彼得堡。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远处也望不见他，不能目送他经过，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异乡客地，却不知道他身体可好，有没有遇到什么灾祸——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告贷无门，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积钱，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动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饿的她，找到了凯切尔，哀求他不要抛弃她，要宽恕她，此外她一无所求，她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她会去做苦工，过贫困的生活，只要能与他待在一个城市里，有时可以见他一面。直到这时，凯切尔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跃着怎样一颗心。他感到震惊，喘不出气。怜悯和悔恨，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这么被她爱着的心情，改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她可以留在他这儿了，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护人。她的理想实现了；那些阴冷的秋夜过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记了，那嫉妒的眼泪，悲痛的饮泣，再也不会有了：她已与他在一起，从此不再分开。在凯切尔回莫斯科以前，没人知道这故事，除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如今不能掩盖，也不必掩盖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全体朋友，都张开了双臂，迎接这个完成了英雄业绩的腼腆孩子。
这位姑娘充满着爱，怀着毫无保留的忠诚和驯顺，然而正是她给凯切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她身上存在着无产者——尤其是俄国的无产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祸患。
从我们来说，我们带给她的危害也几乎与她带给凯切尔的一样多。
然而双方都是无意识的，在主观意图上是绝对纯洁的！
她终于毁坏了凯切尔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画面上乱涂，自以为是在美化它。在凯切尔和谢拉菲玛之间，在谢拉菲玛和我们小组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深渊，而且两岸峭壁嶙峋，既无桥梁，也无渡口。我们与她属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结构形态，世界史上不同的两章。我们是新俄罗斯的子弟，来自大学和研究院，那时正向往西方的政治光辉，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她却是在旧礼仪派的隐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国长大的，充满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热信念，怀着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见，向往着俄国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她吃尽辛苦，才把断裂的绳子重新结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这个结不放。
凯切尔已经无法逃脱，他也不想逃脱。他为过去责备自己，真心想悔过自新。谢拉菲玛的行动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做出牺牲了；他的天性本来非常正直高尚，他把这种牺牲看作赎罪，毫无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质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实际的限制；至于另一方面：一个老大学生怀着席勒的理想，与一个女人同居，可是对于这个女人，不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他却从未想到过。
不管怎么说，“门当户对”的格言是完全正确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结婚时已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这句话包含着许多愚昧的、傲慢的、资产者的东西，但它的实质是不错的。一切不相称中最坏的莫过于修养的不相称，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互相教育；但这需要两种罕见的才能：需要一方善于教育，另一方善于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后跟随。然而胜利的往往是没有修养的人，沉浸在家庭琐事中，此外别无其他爱好和兴趣的人；对方给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劳中屈服了；不知不觉，他变得庸俗了，狭隘了，他觉得不自在，但无形的网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于现状。时常还有那种情况，即双方势均力敌，于是同居变成了长期的斗争，永恒的角力，两人的关系便固定在这种状态，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维护原来的立足点，双方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无益的努力。这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可以吞没生命，最坚强的性格也会给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在路上倒毙。但首先倒下的总是修养高的一方；他的审美感情在这种二重结构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辉灿烂的美好时刻给破坏了……狂热的人总是要求大家不仅接近他们，也与他们保持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宗教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偏执心理。对于他们，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们的传道和宣传工作的继续；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们，尤其是不愿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便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