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
巴别塔1——德国的造反派——法国的红色山岳派——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马志尼，加里波第，奥尔西尼等——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在“拉杰茨基公爵号”上的旅行
有一个时期，我在满腔怒火、哭笑不得中，曾打算按照格兰维尔2的绘画风格，写一本小册子《流亡者的自我表现》。幸好我没有这么做。现在我的心情平静一些了，不再苦笑，也不再愤怒。再说，流亡生活也拖得太久，几乎压得人透不出气了……
然而即使现在我仍得说，流亡若不是抱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由于敌对阵营的胜利不得不然，那么它只能使发展中断，使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活动，陷入幻想的世界。他们怀着内心的仇恨离开祖国后，总在指望明天返回家园，这样便不能前进，只能沉湎在对过去的回顾中；这种希望叫人无法安心从事长期的工作。愤怒和空洞而激烈的争论，使人们不能超越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这一切对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强制性压力。任何人，尤其是离群索居的人，对事物的形式方面，对行会作风，对职业外表，总是具有特殊的爱好，以致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一套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切流亡者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回忆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除了与一切非流亡者疏远的状态，如果再考虑到那种愤世嫉俗、猜疑成性、落落寡合、牢骚满腹的心情，那么这些固执不变的新以色列人3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849年的流亡者还不相信敌人的胜利能维持长远，他们仍沉醉在不久前的胜利中没有清醒，群众欢乐的歌声和掌声仍在他们耳边缭绕。他们坚信，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因此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然而巴黎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罗马在法国人的打击下陷落了4，巴登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兄弟宰割的地盘5，而帕斯克维奇按照俄国的办法，靠贿赂和许愿打败了格尔盖伊，占领了匈牙利6。日内瓦到处都是逃亡者，成了1848年革命的科布伦茨7。意大利各国的人，逃避博沙尔8的迫害和凡尔赛的审判的法国人，在古斯塔夫·施特鲁沃9率领下，排成整齐的队伍退入日内瓦的巴登民军，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10，波希米亚人，波兹南和加利西亚的波兰人11——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贝尔格饭店和邮局咖啡馆中。其中最明智的部分已有所觉察，知道流亡不可能是短期的，于是想起了美国，到那儿去了。然而大多数人却相反，尤其是本性难移的法国人，每天都在等待拿破仑的去世和新共和国的诞生——对于一些人，这应该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对于另一些人却只是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绝对无关。
我到达后过了几天，在派基镇散步，遇到了一位先生，这人年纪已经不轻，样子像俄国的乡村教士，戴一顶宽边低顶礼帽，穿一件发黑的白外套，神色像要去行临终涂油礼；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身材又高又大，像是由几块巨大的身体和四肢胡乱拼凑而成。我与青年作家弗·卡普12在一起。
“您认识他们吗？”他问我。
“不认识，但是如果我没有讲错，这大概是挪亚或罗得正在跟亚当一起散步13，只是亚当披在身上的不是无花果叶，而是七拼八凑的衣服。”
“这是施特鲁沃和海因岑14。”他笑着答道。“想认识他们吗？”
“非常想。”
他介绍了我。
谈话无关紧要；施特鲁沃正要回家，邀我们上他家坐坐，我们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挤满了巴登的流亡者，一个高大的女人，从远处看很漂亮，坐在他们中间，她那浓密的头发蓬蓬松松，以独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围。这是著名的阿玛利亚·施特鲁沃，他的妻子。
施特鲁沃的脸一开始就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现了一种严峻的精神，那种狂热的信仰赋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这刚毅坚实的前额，安详的目光，蓬乱的大胡子，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那整个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军队中硕果仅存的某个狂热派教士，或者宣传悔罪和实行两种方式同领圣餐的塔波尔派教士16。海因岑的外表阴沉粗犷，像德国革命阵营中的索巴凯维奇17，他精力旺盛，手脚笨拙，总是气呼呼地皱紧眉头瞧人，不爱说话。后来他写道，只要在地球上杀死两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成功。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对他这么写都不会奇怪。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谈一下，这是与这种杀人狂有关的。日内瓦有一个全世界最和善的医生P，他至今还活着。这人在精神上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热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给他们医病从不收费，还招待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二十万中国人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