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4/10页）

“看到这种在苏黎世警察局中发生的有趣的怪现象，我拒绝了阿维陀尔先生劝我提交新证件的建议，尽管他极其关切，愿意亲自为我领取。我不想满足苏黎世警察局的这个要求，因为它虽然权力极大，还是无力行使国际警察的职权，也因为它的要求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长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许一个六岁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实不明白，对苏黎世警察局的这种要求该作何解释——是对我们的奇怪的捉弄，还是对保证金具有特殊的爱好？

“州长先生，我把这事提请您明断，并要求阁下，如再度拒绝，务请费心向我说明原由，因这事过于离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认为我没有义务不向全社会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写信请舒尔特格斯先生汇交此款，并可大胆向您保证，不论是我的母亲，是我，还是我被怀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难之后，都决不会再存丝毫重回苏黎世的奢望。在这方面已毫无危险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

不言而喻，这以后，苏黎世警察局尽管具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还是发还了保证金……

……除了加入瑞士国籍，我不想在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取得国籍。主动归顺任何国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乐意的。我离开一个坏老爷，不是为了投靠一个好老爷，而是要摆脱奴役地位，成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两个国家供我选择：美国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过去加倍接近欧洲，但是美国的生活令我厌恶。很可能，那些倔强的、粗犷的、严峻的气质在那儿形成另一种性格。美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建成，工人和技术人员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儿扛木材，抬石块，有的锯，有的砍，有的钉，忙忙碌碌……为什么外国人要住进这幢还没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第说的，美国是一个使人“忘记祖国的国家”，那么让那些对祖国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儿吧，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墓园。但是对我说来却正好相反，随着我对拉丁-日耳曼的欧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对俄国的信心重又恢复了——当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国，那是荒谬的。

这样，我只剩了一条路：与海尔维第联盟25的自由人士联结在一起。

法齐在1849年已答应让我在日内瓦取得国籍，但一直拖延没办，也许他不愿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叫我厌恶。我不得不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最后几堵墙壁已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在我的头上，危机一触即发……卡尔·福格特26建议我为加入国籍的事写信给尤·沙勒27，他当时是弗里堡州州长和当地激进派的领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谈谈他是何许人。

在德国单调、狭隘、宁静的生活之流中，有时像对它的补偿似的，会出现一些茁壮刚强的家庭，它们充满生机、毅力和才华。那些天资聪颖的人一代接一代诞生，他们人数极多，连绵不断地保持着发达的智慧和体魄。当你在一条偏僻阴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并不显眼的、建筑古老的房子时，你很难想象，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年轻人从它磨光的台阶上下来，肩上挂着背包，包里装着用头发和攀折的花朵制作的各种纪念品，那些由母亲和姐妹含着泪水赠予他们、祝他们一路平安的礼物……走进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学上出人头地，成为著名的医生、自然科学家或文学家。他们离开后，那幢瓦顶的小房子里又会出现新一代的大学生，准备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来中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尽管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值得继承的范例和血统。每个人一开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老奶奶就会送他走下石台阶——这位老奶奶曾亲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给他们洗澡，然后满怀希望地送走他们；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会有所成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有时，过了许多年，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会团聚在老房子里，他们老了，但他们是挂在小客厅中的那些画像的本人，尽管在画像中他们还戴着大学生的制帽，裹在大髦里，被画师以伦勃朗的笔法渲染得栩栩如生。这时屋子里变得热热闹闹，两代人彼此见了面，相聚一堂……然后又各自回转工作岗位。当然，这种会面总会使哪一个对另一个产生持久不衰的好感，当然，在这种场合，感伤、眼泪、意外的馈赠、甜甜的果浆馅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小小的涟漪在现实生活的诗歌面前会逐渐平息，那是充满活力和行动的诗歌，在贵族阶级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间已很难见到，在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账目生育相应数量孩子的资产阶级中，更是难以见到了。

这种具有古日耳曼风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

福格特的父亲是伯尔尼一位非常卓越的医学教授；母亲出身于福伦家族，这是个独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时。福伦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学生协会29时期，在卡尔·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热时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领袖人物。福伦家一个人曾因瓦特堡纪念路德的活动被捕入狱，31他确实作了煽动性演说，接着又把耶稣会图书和反动书报，以及专制和天主教权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大学生们幻想把他推上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国的皇位。在1849年，他的外孙卡尔·福格特真的当了这个帝国的“代理摄政”32之一。

在福伦家的外孙和伯尔尼教授的儿子的血管里，一定流动着健全的血。要知道，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于化学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卡尔·福格特是不会与我争论的。

1851年我路经伯尔尼。一下驿车，我就带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亲了。他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殷勤、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为她儿子的朋友接待，马上带我观看他的画像。她的丈夫最早要六点钟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见到他，后来又去了，但他已出门为一个病人会诊。老太太第二次见到我已像个老朋友，带我走进饭厅，要请我喝一杯酒。一张大圆桌占据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板上不能移动的；我早已听福格特谈起过这张桌子，因此见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绕着一根轴转动，那上面放着各种食品：咖啡和酒，还有进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盐等等，因此不必麻烦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东西，如火腿或果酱，转到自己面前。只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讲得太起劲，否则难免要芥末时却把匙子伸进了糖缸，因为别人可能也在转动桌面。在这个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亲戚会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时间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谁回到家中，想吃什么，就可以坐到桌边，把桌面转向左边，转向右边，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母亲和姐妹们只要在旁照顾一下，吩咐送上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