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二章（第2/3页）

“我得回家拿些东西……”检察官有些踌躇。

“这比上赫尔岑家更糟糕。您怎么啦，是不是疯了？宪兵、暗探、奸细都在搜寻您……您却要回家跟您那个普罗旺斯胖女人亲嘴告别，好一个塞拉东5！管园子的！……”福格特喊道（他家的管园子人是一个瘦小的德国人，样子滑稽可笑，像好久没有擦洗的咖啡壶，他非常忠于福格特）。“快写，您要什么，衬衫，手帕，外衣……他给您把条子送去，如果您希望，他可以把您的杜尔西内娅6带来，你们要亲嘴要哭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马蒂厄感激得拥抱了福格特一下。

霍耶茨基来了。

“快些，快些。”他露出大祸临头的脸色催促道。

这时管园子的回来了，杜尔西内娅也到了，现在只等驿车从山那边经过了。座位已经定好。

“您一定又在杀死狗、死兔子吧？”霍耶茨基问福格特。“多么糟糕的工作！”

“没有的事。”

“算了，您屋里一股臭味，简直像走进了那不勒斯的地下墓穴。”

“我也闻到了臭气，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概地板下死了老鼠吧——哎哟，臭得要命……”于是他取下了搭在椅背上的马蒂厄的军用大衣。原来臭气是从大衣中出来的。

“怎么，您的大衣里藏着死耗子不成？”福格特问他。

“大衣里什么也没有。”

“哦，对了，我……”杜尔西内娅插口道，涨红了脸，“我给他准备了一块林堡奶酪7，放在大衣口袋里，让他在路上吃，奶酪不太新鲜了。”

“驿车上那些坐在您旁边的先生差点倒霉。”福格特喊道，哈哈大笑，这种笑法独一无二，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家。“好吧，该动身了，走啊！”

霍耶茨基和福格特送走了这位鼓动家，让他前往都灵。

到了都灵，马蒂厄马上找内务大臣提出抗议。后者听了，又是生气又觉得好笑。

“您怎么认为法国宪兵会到撒丁王国抓人呢？您大概病了。”

马蒂厄说，福格特和霍耶茨基可以作证。

“您的朋友们是在捉弄您。”大臣说。

马蒂厄写信给福格特，后者回信讲了一大堆废话，内容我不清楚。但马蒂厄很生气，特别对霍耶茨基；过了几个星期，他写信给我时谈到：“在这些先生中，公民，只有您一人没有参加戏弄我的阴谋活动……”

这次事件有些不可思议，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瓦尔地区确实爆发了起义8，群众闹得如火如荼，法国政府只是靠一贯的血腥屠杀才平息了叛乱。那么为什么马蒂厄和他的随身卫队尽管想尽办法，拼命学牛叫，还是找不到起义者，不能与他们汇合呢？他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心一意要在那里赴汤蹈火，滚一身泥巴的，这点谁也不会怀疑，根本不会怀疑。这也完全符合法国人的精神，正如德尔芬·盖9说的，“他们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枪弹”，更符合“战斗的民主主义”和“红色共和国”的精神……只是为什么起义农民在左边，马蒂厄却要朝右边走呢？

几天以后，起义已被镇压，不幸的起义者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纷纷逃到了尼斯。他们人数这么多，皮埃蒙特政府允许他们暂时在市外搭营帐居住，跟流浪的吉卜赛人差不多。在这些营地上，我们看到了多少灾难和不幸啊，这是内战中骇人听闻的幕后部分，通常给12月2日那五光十色的大幅布景掩盖着。

那里有些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愁眉苦脸，怀念着家，怀念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天真地说道：“我们根本没有作乱，也不主张平分土地；我们像善良的公民一样希望保卫秩序，这是那些坏蛋（那是指官员、市长和宪兵）挑起的，他们违背了誓言和责任。现在我们便得饿死他乡，或者给送上军事法庭吗？……世界上还有没有公理？”确实，12月2日的政变杀害的不仅是人——它也杀害了一切道德观念，全体居民中存在的一切善和恶的观念，这是罪恶的一课，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那些人中也有士兵，那种打仗的人，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违背纪律，违背连长的命令，站到了军旗和连队的另一边去。当然，这些人数目不多。

其中也有并不富裕的普通资产者，他们给我的印象不如富裕资产者那么恶劣，那是一些可怜的、狭隘的人，他们在短斤缺两、克扣欺诈之余，好不容易学会了两三句责任之类的空话，看到他们的神圣权利遭到侵犯，便想站起来保卫它们。他们说：“这是利己主义的胜利，是的，是的，利己主义，哪里有利己主义，哪里就有罪恶，每个人应该抛弃利己主义，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然，这中间也有城市工人，这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企图靠颁布法令实现社会主义，用资产者和贵族对待他们的办法回敬这些人。

最后，那里也有伤员，有的还受了重伤。我记得两个中年农民，他们从边境爬到市郊，一路上留下了血迹，当地居民从半死状态中救活了他们。原来一个宪兵追赶他们，眼看快到边境，便向一个人开了枪，打碎了他的肩骨……受伤者继续奔跑……宪兵又开了一枪，他倒下了；这时宪兵又去追另一个，先开了一枪，然后赶上了。第二个受伤者投降后，宪兵匆匆忙忙把他捆在马上，突然想起了第一个受伤者……那人已爬进一片树林，没命奔逃……宪兵无法骑了马进入树林，尤其还带着一个受伤者，丢下马又不成……宪兵便把枪口顶着伤员的头朝下开了枪，伤员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子弹打穿了他右半边脸，骨头全碎了。等他恢复知觉时，周围已没有人……他循着他所熟悉的、走私者踩出的小路，爬到瓦尔河边踵水过了河，这时血已快流尽了；在河这边他遇到了奄奄一息的伙伴，两人总算活着爬到了圣海伦娜镇口几家人家门口。我已说过，居民便是在那儿救活他们的。第一个伤员说，挨了枪以后，他躲在一丛灌木中，后来听到人声，心想追赶他的宪兵大概已在追别人，因此赶紧逃走。

法国警察多么卖力！

接着，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共和国的检察官和警察局长们也同样卖力，只是那是表现在投票和计算选票上10。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法国历史，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说的只是：在那些边远地区，投票的压倒多数是靠乡村的简单办法取得的。在瓦尔河那边的第一个选举地点，市长和宪兵队长便坐在投票箱旁边，监督每一个人投票，告诉他们，凡是不听话的人以后甭想过好日子。政府的选票是用特殊的纸印的，这样，我想整个选区只有五个或十个胆大包天的人敢投反对票，其余的人都与官方站在一起，于是全法国一致为未来的帝国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