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4/15页）
“革命公社”应该代表民主阵营中最革命的一派，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一派。他们认为自己已随时做好准备，并与“玛丽安娜”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是丧失信心的国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实的代表。
阴沉的布朗基，那个迂阔严峻的读书人，革命的理论家，禁欲主义者，被多年的监狱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现在却以费·皮亚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变得容光焕发，还给阴暗的思想涂上了一层鲜红的色彩，开始在英国的巴黎公社中逗人发笑了。费·皮亚写信给女王，写信给瓦莱夫斯基31（他被称为“前流亡者”和“前波兰人”），还写信给其他王公贵人，这些信都妙语横生，非常有趣，但他与布朗基有什么共同点，我实在无从明白。一般说来，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与其他人，例如与路易·勃朗，有什么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难识别。
对维克多·雨果的泽西派也可以这么说。
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人气质太重，幻想对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当然，我这么说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他既是社会主义艺术家，又歌颂战争的荣誉，共和派的崩溃，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奥尔良王朝的贵族院议员，又是12月2日的鼓动家33——这是个五光十色的伟大人物，但不是政党领袖，尽管他对两代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谁读了《一个死囚的末日》能不对死刑问题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纳34风格的鲜明而强烈的、可怕而奇异的色彩，那种社会溃疡、贫穷和堕落的罪恶的画面，谁看了会不产生类似良心谴责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惊，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后了，犯了许多错误，一直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直到反动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戏剧审查制度和罗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出了响彻整个法国的讲话。36成功和掌声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远。最后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来了。在刺刀和上膛的枪支面前，他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向政变发出了抗议；到了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他离开了法国。他像一头狂怒的狮子，退到了泽西岛，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仑》，然后又发表了《惩罚集》。不论波拿巴的爪牙们怎么想方设法，要使老诗人与新皇朝妥协，都没有办到。他说：“如果法国的流亡者还有十个人，我仍要与他们在一起；如果剩了三个人，我依然在他们中间，如果只剩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流亡者就是我。在法国成为自由的法国以前，我决不回国。”
雨果从泽西岛退往格恩济岛，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来，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实这次撤退只能获得相反的意义。事情是这样的：费·皮亚写了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访问拿破仑法国之后37），在会上朗读了信，又寄往《人》编辑部。在泽西岛出钱发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当时在伦敦。他与费·皮亚来看我，临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他，这封信很可能会使刊物遭到控告，因为泽西岛是殖民地，可是皮亚一定要在《人》上发表。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犹豫不决，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就不要登吧。”
“我也这么想，不过麻烦的是他会以为我害怕了。”
“既然情况是这样，可能损失几千法郎，怎么能叫人不害怕呢？”
“您说得对，我不能这么办，也不应这么办。”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尽管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回到泽西后还是把信发表了。
于是传来了消息：内阁准备采取措施。英国人感到生气，因为皮亚对女王的口气不够尊敬。这些传闻的第一个后果便是皮亚不再住在家里，他怕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在英国也会遭到抄家，以致半夜被抓走！其实政府根本不想诉诸法律手段，只是示意泽西岛总督或者他们称作省长的官员采取行动，那位总督便利用殖民地当局享有的非法权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离开泽西岛。斯文托斯拉夫斯基与十位法国人一起提出了抗议，其中包括雨果。于是泽西岛的“拿破仑警长”便命令所有的抗议者离开该岛。这时他们应该置命令于不顾，继续留在岛上，让警察光临，把他们强行拘捕后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把这问题向法庭提出控诉。英国人便是向法国人这么建议的。英国的诉讼费大到荒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闻》和其他自由派报纸的发行人，答应为此筹集一笔必要的钱，聘请能够胜任的辩护律师。但法国人不喜欢走法律道路，认为它既麻烦又漫长，结果昂起了高傲的头，离开了泽西岛，还带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莱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读命令是特别庄严的。一位警官来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读命令时，雨果把自己的儿子们叫来，与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后（像俄国的家长出门旅行以前一样），他站起来说道：“警官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书写历史的一页。请宣读您的文件吧。”警察本来以为会被赶出大门，不料事情如此轻而易举，雨果当即签了字保证离开，因此警察出门时对法国人的彬彬有礼（甚至请他坐在椅上）还啧啧赞赏。雨果走了，其他人也与他一起离开了泽西岛。他们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济岛，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伦敦。在这件事上他们输了，驱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0
我们已经说过，真正的派别只有两个，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义派和强硬的社会主义派——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关于后者还没有谈过，可是在所有的法国流亡者中，他几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说路易·勃朗的观点是不确定的，它的各个方面都像用刀凿的一样鲜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体材料（在他所关心的方面，即法国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潜心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他写《十年史》和《劳动组织》的时期相比，并未前进一步。沉积和固定在他头脑中的，仍是从年轻时起便激动他的那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