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4/10页）

参加宴会的有：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加里波第，奥尔西尼，沃尔采尔，普尔斯基46和我，英国人中有一个激进派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另外便是布坎南大使47和大使馆的一些官员。

应该指出，这次由黑色奴隶制度保卫者举办的红色宴会，目的之一在于促使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接近。这不是要为他们调解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而是要使他们正式认识。他们从未见过面，原因是这样的。科苏特从土耳其来到伦敦时，赖德律-洛兰早已在这儿。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先拜访谁，是赖德律-洛兰先去拜访科苏特，还是科苏特先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们的朋友、同志、随从、卫队和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势均力敌。一个是匈牙利的独裁者，另一个虽不是独裁者，但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的贵宾，第一流的风云人物，誉满四海的英雄，另一个在英国已像在家中一样，理应受到新来者的谒见……总之，这件事正如方圆转化和永动等等问题一样48，在两派人物之间无法解决……于是只得决定谁也不去拜访谁，一切听其自然……三四年过去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业，却只得彼此隔绝，而自然的见面机会始终没有出现。马志尼便决定给命运助一臂之力。

宴会开始前，在布坎南已经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三生有幸，得以与大家见面以后，马志尼挽住赖德律-洛兰的手，同时布坎南也对科苏特如法炮制，这样，把两个罪魁祸首拉到了一起，使他们差点撞个满怀，然后向彼此介绍了姓名，两位新朋友也不甘落后，互相表示了仰慕之意，伟大的匈牙利人用的是带有东方风味的华丽辞藻，伟大的高卢人则用的是国民议会上色彩强烈的演说口气……

在这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和奥尔西尼站在窗口……我看了看他，不觉高兴极了，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但主要在眼睛中，不在嘴唇上。

“告诉您，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多么无聊的场面，”我对他说，“1847年，我在巴黎历史剧院看一出毫无意义的军事剧，这出戏的主要角色可以说只是硝烟和射击，次要角色是马、大炮和战鼓。在一场戏里，双方军队的统帅为了谈判，从舞台的相反方向出场，英勇地朝对方走去，走近以后，一个脱下帽子答道：‘苏沃洛夫——马塞纳！’另一个也脱下帽子答道：‘马塞纳——苏沃洛夫！’”49

“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呢。”奥尔西尼对我说，脸色变得相当严肃。

狡猾的老人布坎南尽管已将近七十岁，还在觊觎总统的宝座，因此总是大谈安度晚年、田园生活和自己年老体弱等等。在宴会上，他不断跟我们套近乎，就像当初当驻俄大使时，在尼古拉的冬宫跟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拉关系一样。他以前就认识科苏特和马志尼；跟其他人，他大多谈些非常得体的奉承话，使人觉得这是一个熟悉官场应酬的老练外交家，不像来自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公民。对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他在俄国住过很久，他得到的印象是它会有很伟大的前途。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对他说什么，我便告诉他，在尼古拉加冕时我就见过他：“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您很引人注目——穿着您那套普通的黑燕尾服，戴着大礼帽，站在穿绣金官服的一大群显要中间。”50

对加里波第，他说道：“您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著名，只是在美国您还有一个新头衔。那里人们说您……说您是一位杰出的水手……”

用过甜点后，桑德斯夫人便走了，这时送上了雪茄，还有大量的酒。布坎南坐在赖德律-洛兰对面，告诉他，他在纽约有个熟人曾这么对他说：为了认识您，要他特地从美国赶到法国，他也愿意。

不幸布坎南讲得含糊了些，赖德律-洛兰又不太懂英语，结果弄得张冠李戴，十分有趣：赖德律-洛兰以为布坎南在谈他自己，便露出法国人热情洋溢、感激不尽的表情，连声道谢，还隔着桌子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布坎南接受了感谢，握了手，带着不动声色、安详自若的神态（这种神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哪怕遇到轮船失事或者失去一半家产等等险情时也不会改变的）对他说道：“我想，这是弄错了，不是我这么想，是我在纽约的一位好朋友这么说。”

宴会结束时已到深夜，布坎南走了，接着，科苏特认为他也不能再留下，便带了自己没有任所的大臣走了。桑德斯请我们重又走进餐厅，要亲自用肯塔基陈威士忌给我们调制潘趣酒。况且他觉得意犹未尽，必须为未来的世界共和国（无色的）等等举杯祝酒，表示庆贺，而谨慎的布坎南大概是不肯做这一切的。宴会后的祝酒，只有两三个客人和他在一起……不用演说。

他在酒上点了火，加了各种香料，一边提议合唱《马赛曲》，代替祈祷。谁知只有沃尔采尔一人熟悉这支曲子，但他的嗓子哑了，马志尼只会唱一点儿，于是只得把美国人桑德斯夫人请来，由她用吉他弹《马赛曲》。

这时她的先生已完成了烹调任务，尝了一口，觉得很满意，给我们每人斟了一大茶杯。我什么也不怕，一下子喝了一大口，呛得差点喘不出气。等我好过一些，看看赖德律-洛兰，发现他也想大口喝酒，我赶紧喊住他：

“如果您还想活下去，对这种肯塔基饮料得当心一些才好。我是俄国人，我喝了它，上颚、咽喉和整个食道尚且像火烧似的，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肯塔基潘趣酒一定是用红辣椒做的，简直跟浓硫酸差不多。”

美国人很得意，对欧洲人的虚弱发出了嘲笑。我从年轻时起就是米特拉达梯51的模仿者，因此只有我一个人喝干了酒，还嫌不够。我与酒精的这种化学亲和性，大大提高了我在领事眼中的地位。“对，好样的，”他说，“只有在美国和俄国，人们才真正懂得喝酒。”

我心里想：“对，还有一个更值得引以为荣的相似之处：只有在美国和俄国才能把奴隶鞭打致死。”

这次宴会便以七十度的潘趣酒结束，它没有损害赴宴者的胃肠，却触犯了德国小报记者的尊严。

在美国宴会之后，出现了成立国际委员会的尝试——这是英国宪章派和各国流亡者试图采取联合行动，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委员会的倡议者是厄内斯特·琼斯52。他企图挽救过早衰老的宪章运动，使英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携起手来。为促进这种真诚的合作，双方决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动——召开纪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会。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