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4/11页)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该怎么解释您的访问呢?

“我的信可能使您觉得奇怪——我们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可能还鲜为人知,但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切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应该随时受到揭露,如果他们的良心沉睡不醒,我们的《警钟》就得行使闹钟的任务。

“但愿您能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必非得在刊物上重复我们的劝告不可。请您理解,奥加辽夫和我都希望我们能再度向您伸出我们的手,但是在您的手没有扔下皮鞭以前,我们不能这么做。

写于富勒姆派克大厦。”

对这封信,舰长答复如下: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的信收到了,我得承认,这对我是不愉快的,这不是因为我怕我的名字出现在《警钟》上,只是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所十分尊重的一个人会对我怀有反感。

“如果您了解您在信上谈得那么激烈的那件事的实质,您就不致向我提出那么多的指责了。只要您能指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让我可以见到您,我就可以向您解释一切,并提出您能相信的证明。

“请接受……

写于布莱克沃尔绿旱码头。”

我的答复如下:

“亲爱的先生:

“请相信,我非常痛心,不得不向您提出令您不愉快的事,但是请您理解,消灭体罚的问题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俄国士兵和农民只有在不再遭受鞭打的时候才能自由地呼吸,他们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体罚对被惩罚者和惩罚者具有同样的腐蚀作用,它使前者丧失人的尊严,而使后者丧失人的同情心。您不妨看看地主特权和军警肉刑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我国已形成整整一批刽子手,一个刽子手的阶层——妇女、孩子、姑娘都在用树条和棍子,拳头和靴子殴打仆人。

“12月14日的战士们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指出,社会的成员必须在家庭中禁止体罚,在军队中消灭体罚,不再靠它来进行管理。冯维辛37在佩斯捷利的影响下向团长们发布了逐步消灭体罚的命令。

“这罪恶在俄国已根深蒂固,要彻底消灭它不能慢慢来,必须一下子予以铲除,就像对待农奴制度一样。您这类担任各单位指挥官的人,理应发挥高尚的表率作用。这也许是困难的,但那算得什么呢?何况还涉及荣誉问题。如果我可以指望我们的通信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将为此感激不尽,认为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我的安德烈勋章。

“还有一句话。您说,您可以向我说明这件事的情况,也就是证明惩罚是正当的。这依然一样。我们无权怀疑您的正直。如果您的水兵遭到了不公正的惩罚,我们怎么还会给您写信呢?但是体罚即使在按照鞑靼日耳曼法律观念说来无可非议时,它依然是应该消灭的。

“请让我相信,您知道我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也了解我为什么写信给您。我觉得您可以在您的军舰上实行这种改革,然后其他军舰仿效您,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开端。您将给俄国人作出榜样,证明古老的斯拉夫血统对人民的苦难,比彼得堡更充满同情心。

“我讲了我心中想讲的一切,但愿我的话多少打动了一颗心。我希望您一切顺利。”

……我没有出席酒宴。许多人认为我做得很对,尽管舰长和他的大尉具有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不提防万一。我不相信这一点,也从来不信。1862年后,我当然不再踏上俄国军舰,但那时穆拉维约夫-卡特科夫时期还没到来。

庆祝没有搞成。我们的通信打乱了一切。据说,体罚的罪魁祸首不是舰长,是海军大尉。一天深夜喝醉酒以后,他曾闷闷不乐地说:“这是命中注定,有的人老是鞭打士兵,可是啥事也没有,我难得严厉一些,用了刑罚,可马上给人抓住了把柄……”

……1862年底以前,我们的情形便是这样。

遥远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不祥的迹象和乌云……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身边38,这几乎是我们整个生活中唯一的政治灾难。

3.1862年

……也是早上十时,我听到了外人的声音,但不是军人粗重而严峻的嗓音,这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她怒冲冲的,有些神经质,似乎还含着眼泪:“我必须见到他,非见到不可……见不到我就不走。”

接着进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或者小姐,我以前见到过她两次。

她站在我面前,凝神望着我的眼睛,她的面貌是忧郁的,脸颊发烧;她匆匆道了歉,然后说道:

“我刚从俄国,从莫斯科回来;您的朋友,那些爱您的人,托我对您说,问您……”她突然住口,似乎讲不下去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难道您,我们这么热烈地爱着的您,您?……”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或不是——您参与了彼得堡的纵火事件39吗?”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骂您……至少都在说,您了解这个恶毒的阴谋。”

“真是胡言乱语,您居然认为这是真的吗?”

“大家都这么说!”

“这大家是谁?是那个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40吗?”(我一时还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热烈地爱着您的人——为了他们,您必须证明您与这事无关,他们为您痛苦,他们等待着……”

“您自己相信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找您,我等待着您的说明……”

“首先请您冷静一些,坐下来听我说。如果我秘密参与了纵火案,为什么您以为,只要您向我一问,我就会把真相告诉您?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相信我……最好请您谈谈,我写的一切中有什么地方,有哪一句话,可以证实这种荒谬的指责?要知道我们不是疯子,以致会怂恿俄国人民在旧货市场上放火!”

“那为什么您不讲话,不公开声明您无罪?”她提出,眼睛里露出了思考和怀疑的神情,“您可以在报纸上申斥这些坏蛋,说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吃惊,您不同意这种做法,或者……”

“或者什么?唉,够了,”我对她说,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尔台41的角色啦,您没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这种谰言,您应该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应该加倍害羞,至于我们,我们甚至羞于为这种事辩护,更不想给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们的罪名,这些人目前正处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们很可能与所谓纵火案毫无瓜葛,就像我们和你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