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对赫丝特的新看法

赫丝特·普林在最近与丁梅斯代尔先生单独会面时，发现他瘦得不成样子，心里大为震惊。他的神经似乎完全崩溃了。他的精神力量已经减退到比孩童还懦弱。即使他的智力机能仍保持着原有的力量，或者也许还获得了只有疾病能给予他的那种病态的活力，但是他的精神力量却丧失殆尽，孤立无助。由于她了解那一连串瞒着所有人的隐情，她可以很容易地推论，除了他自己良心上正常的活动外，某种可怕的手段已在对他施加压力，并且还在对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健康和宁静起作用。鉴于她了解这位可怜的、堕落的男人过去的情况，她的整个心灵，被他在请求她这个被遗弃的女人帮他对付凭直觉发现的敌人时所怀有的令人战栗的恐惧感动了。况且，她认定他有权得到她的全力帮助。她长期与社会隔绝，所以不习惯用自己以外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她的是非观念。赫丝特看出——或者似乎看出——她对这位牧师担负着一种责任，而她对别人，对任何其他世人都不负有这种责任。联结她和其余的人的纽带——鲜花、丝线、金线或其他什么——都已经断了。而他和她之间的纽带是共同的罪恶的纽带，他不能切断它，她也不能切断它。像其他一切纽带一样，它随之也带来了它的义务。

赫丝特·普林现在的处境，与她当初示众受辱时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岁月流逝，珀尔如今已经七岁了。她的妈妈——胸前佩戴的红字在奇异的刺绣中光彩夺目——早已是市民们熟悉的人物了。当一个人在社区中因表现突出而变得显眼，同时，他既不妨碍公众的，也不妨碍个人的利益和便利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与赫丝特·普林有关的普遍的尊敬终于逐渐形成了。人性较容易爱，而不容易恨，这是人性的光荣——

自私自利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情况除外。仇恨经过了一个逐渐平稳的过程，甚至将会转变为爱，除非这种变化不断地受到原有敌意的新刺激的妨碍。就赫丝特·普林的情况而论，既不存在新刺激，也不存在厌烦。她从不与公众抗争，而是毫无怨言地忍受他们最坏的虐待。她没有向公众提出任何要求来补偿她所遭受的痛苦。她不愿成为公众同情的负担。此外，为了使她出丑而将她隔离的这些年间，她的生活的无可责难的清白，也对人们对她的评价极为有利。从人类的角度看来，她现在没有什么好失去的，而且没有希望，也不想得到任何东西，这只能说明她对美德的真诚的尊重。这种美德已经把她这只可怜的迷途羔羊带回到了正确的道路。

人们还察觉到，尽管赫丝特从未提出过分享最微不足道的世人的特权——即超出呼吸共同的空气及靠她的双手诚实地劳动，为小珀尔和她自己挣一口饭的权利——但是，每当有利益可让时，她总是易于与人相认姐妹关系。谁也不像她这样对每个穷人乐善好施，虽然，心怀恶意的穷人经常对送上门的食物，或对用本来可以绣君主长袍的手指缝制的衣服报以辱骂。当瘟疫蔓延了整座城市时，谁也比不上赫丝特那样有自我牺牲精神。事实上，在遇到灾害的时候，不论是普遍的灾害还是个人的灾害，这位被社会摈弃的人就会立即前往帮忙。她不是作为客人而来的，而是作为一名合法的居民进入那户被灾难弄得一筹莫展的人家，仿佛灾难的阴郁的微光是一种媒介，借这种媒介，她有权与她的同胞交往似的。在那儿，刺绣的红字发出微光，神秘的光辉中带有宽慰。在别的地方，红字是罪恶的象征，然而它却是病房里的小烛光。在受难者的临终时刻，它甚至曾经越过时间的界限，将它的光辉投射到来世。当地球的光迅速地变得暗淡起来，在死者能获得来世的光之前，它告诉他该往哪里走。在这些紧急的时刻，赫丝特的天性被证明是热情和风趣的，是人类温柔的源泉，能满足每一个真正的请求，而且最大的请求也不能使之枯竭。她那佩戴着耻辱象征的胸脯，倒是那些需要依靠的脑袋的柔软的枕头。她自命为慈善姐妹会会员，或者，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虽然世人和她都没期望这样的结果，但是，世人的巨掌就是这样任命她的。这个红字是她的职业的象征。人们发现她对别人这么有帮助——她有那么强的办事能力，那么强的同情的力量——因此，许多人不愿按它原来的意义来解释这个红字[70]。他们说红字意味着“能干”——就一个女人的力量而言，赫丝特·普林实在太强大了。

只有忧郁的家庭才能包容她。当阳光又出来的时候，她就不在那儿了。她的影子已从门口消失。这位助人为乐的人就这样走了，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收集应得的那份感激——倘若她如此热心地服务过的那些人的心中有任何感激的话。在街上遇到他们时，她从未曾抬起头来接受他们的问候。如果他们毅然地走上前去同她讲话，她便将一只手指放在那个红字上，又继续朝前走了。这也许是傲慢的，但是它太像谦卑了，因此，它在公众的心里，对这种谦卑的品质产生出极为温和的影响。公众的脾气是很专横的。当公正被太强烈地作为一种权利来要求时，人们常常会否认常有的公正，但是，如果按照专制君主们喜欢的那样，完全根据其宽宏大量提出这种要求时，公众倒会给予比公正更多的奖赏。在把赫丝特·普林的行为解释为这类性质的恳求时，社会倾向于给它从前的受害者一个比她所希冀的，或者，也许比她应得的，更为亲切的脸色。

社区中的统治者和博学之士们，在承认赫丝特·普林的优秀品质的影响方面，比普通民众来得晚。他们与后者（普通民众）共同具有的偏见本身得到了一个铁的推理构架的加强，从而使消除这些偏见成了一项更艰巨的工作。然而，他们的愠怒和脸上僵硬的皱纹一天一天地舒解、放松，到了一定的年月，也许会变成一种近乎仁慈的表情。那些有地位的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因为显赫的地位而把监护公众道德的职责强加在自己身上。同时，私生活中的人们已经完全宽恕了赫丝特·普林在品德上的过失。他们已经不把红字看作一种罪恶的象征——她为此曾承受了这么漫长的和令人厌倦的苦行赎罪——而是把它视为从那以后她做过的许多善事的象征。“你见到那个佩戴刺绣标志的女人了吗？”他们常常对陌生人说道，“那是我们的赫丝特——我们城里特有的赫丝特——她对穷人这么仁慈，对病人这么有帮助，对忧患的人们这么抚慰！”但是，如果干这种丑事的是另一个人的话，人性善于透露别人最坏的部分的癖性，会迫使人们悄悄地讲述昔日的丑闻，这是事实。然而，即使在透露这一真相的这些人的心目中，红字具有修女胸前佩戴的十字架的作用，这也是事实。它给予佩戴者一种神圣感，使她在一切危险中能够安然地渡过。假如她偶然遇到盗贼，它也会使她安然无恙。据说——而且不少人相信，一个印第安人曾用弓箭射这个标志，箭击中了它，可是却落到地上，没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