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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询问这目标是什么，但觉得他势必会一笑置之，耸耸肩说不值得一谈。

“不过，你为什么要去船上打杂呢？你又不是没钱。”我问。

“我想体验体验。我只要觉得精神上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能学的都学了，此时做做这类杂役就显得特别有用。那年冬天，我跟伊莎贝尔解除婚约后，就在朗斯附近的矿坑打了六个月工。”

就在此时，他向我吐露了前文我已经叙述过的那些遭遇。

“伊莎贝尔甩了你的时候，你很难过吗？”

他开口前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奇异深邃的双眼似乎不是在看我，而是自己的内心。

“对呀，当时我还年轻，打定主意要结婚，也计划好了婚后的生活。我觉得一定会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没想到，自己向往的生活让伊莎贝尔大失所望。我当时真不懂事，否则绝不会这么建议。她当时也太年轻，容易冲动。我并不怪她，但是也没法让步。”

各位读者可能有印象，拉里和农场主人的守寡媳妇发生了那档荒唐事，便连夜逃出农场，前往波恩。我急着想叫他继续说，但晓得必须避免问得太直接。

“我没去过波恩，”我说，“小时候，我有段时间在海德堡上学，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了。”

“我很喜欢波恩，在那里待了一年。我跟波恩大学已故教授的遗孀租了个房间，她和两个已届中年的女儿负责煮饭和家务。还有名房客是法国人，我本来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练习德语。他来自阿尔萨斯而且会说德语，搞不好比法语更流利，而且腔调更加准确。他一身神父的装扮，几天后我才意外发现他是本笃会修士，获得修道院准假到大学图书馆做研究。他学识渊博，外表和印象中的修士一样。他身材高大，有着浅棕色的头发、湛蓝的双眼和红润的圆脸。他很怕生又内敛，似乎不太想跟我来往，不过礼貌倒很周到，同桌吃饭闲聊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有那个时间才会见到他，吃完午餐，他就回图书馆忙去了。晚餐后，房东女儿有一个会去洗碗，我便跟另一个聊天，顺便练习德语，而那房客却窝回自己的房间。

“我在波恩待了一个月后，某天下午，他问我要不要去散个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可以带我去看看附近一些地方，单靠我自己应该不会发现。我自认为很能走路，但是他比我更厉害。那回散步，我们绝对走了至少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的目的，我说来学德文，顺便熟悉德国文学。他说话很有内涵，表示会尽量帮我的忙。从此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了好多年的哲学。我在巴黎读了点哲学，斯宾诺莎、柏拉图、笛卡儿之类，但是没接触过德国哲学家，所以听他谈论这些哲人，我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到莱茵河另一头远足，坐在露天座位喝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我告诉他：‘应该算是吧。’

“他迅速瞧了我一眼，眼神好像带有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48。我那时也在学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悲剧作家熟悉的程度，我实在难以望其项背。听他一席话，我收获不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问起我的信仰，尼尔森叔叔相信的是不可知论，但他经常去做礼拜，还送我去主日学校，都是为了顺着病人的意思。我们有个帮佣玛莎，她是不知变通的浸信会教徒。我还小的时候，她常说故事吓我，说罪人要永远受地狱之火折磨。她举例的对象都是村子里跟她有过节的人，而且详细地描述那些人在地狱会遭受哪些酷刑，往往越说越开心。

“到了冬天，我跟恩西姆神父很熟了。我觉得他相当了不起，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他生性善良敦厚，开明到超乎我的想象，凡事宽以待人。他博学多闻，想必早就看穿我的无知，但是他每次跟我说话，却好像把我当成跟他一样有学问，而且耐心十足，似乎全心只想帮我。有天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腰痛得受不了，房东葛拉保太太坚持要我躺在床上，还拿热水袋让我热敷。恩西姆神父听说此事，晚餐后就来探望。我除了腰痛得厉害，大致上没其他症状。你也晓得那些爱书成痴的人，对任何书都很好奇。我看到他进房，就放下手里的书，他还拿起来瞧了瞧书名。那本书的主题是爱克哈特49，是在城里一家书店买到的。他问我怎么会读这本书，我说自己曾经涉猎神秘主义的文献，还提到柯斯迪引起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神父用那双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露出某种关爱的眼神。他似乎觉得我很好笑，但是无损对我的温和态度。反正，我从不在意别人把我当傻瓜。

“‘你想从书里获得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现在至少就会去找了。’

“‘记得我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吗？你说应该算是，意思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教信仰。’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很不喜欢这类私人问题，当时差点脱口而出，说这不关他的事。但他的表情非常和善，实在没办法顶撞他。我不晓得该回答什么，既不想说相信，也不想说不相信。可能是腰痛的缘故，或者他带来的影响，我说起了自己的事情。”

拉里犹豫了半晌，再度开口时，我知道他已忘了我的存在，说话对象是那位本笃会修士。不晓得是否出于某种时空的力量，让他一反平日的寡言，也无需我的追问，便娓娓道来埋藏心底的往事。

“鲍伯·尼尔森叔叔的作风民主，送我去念玛文中学。不过，露易莎·布雷德利阿姨唠叨个没完，到我十四岁，叔叔才让我就读圣保罗中学。我的学业和体育都不太好，不过倒还能融入环境。我当时算是很正常的男生，对于航空特别着迷。那时候还是航空技术发展初期，鲍伯叔叔跟我一样热爱飞行。他有几个飞行员朋友，而听到我想学开飞机，就说愿意帮我想办法。当时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看起来就像十八岁。鲍伯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密，不然大家知道这件事，绝对会把他骂得抬不起头。不过，他后来把我送到加拿大，写了封介绍信要我带给一位朋友。结果我到了十七岁，就在法国当起飞行员了。

“那时我们开的飞机简直是破铜烂铁，每次飞行都等于赌上性命，而且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根本就高得很离谱，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反而以为很了不起。我那个时候特别爱飞行，很难形容内心的感受，只觉得又得意又开心。在空中越飞越高，我觉得好像跟某种辽阔又美丽的空间合为一体。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只晓得飞到两千英尺后，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好像找到了归属。这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是我真的无法形容。我飞到云层上面，仿佛俯瞰着一大群绵羊，无边无际，让人觉得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