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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在文学史上作为艺术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说奠定的。他这方面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都是精致的艺术佳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期来看，以1830年七月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他第一篇短篇发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由于复辟时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属于和波旁王朝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不论采用什么题材，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

1829年，梅里美第一篇短篇《马铁奥仗义斩子》的发表，显示出他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优秀短篇小说家。这篇小说以极短的篇幅描绘出十九世纪文学中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马铁奥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强悍粗犷的农民，他为人豪爽，重义气，在当地赢得了好汉的名声，甚至也得到那些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逃遁山林的“匪徒”的信任。某天，他外出未归时，一个“匪徒”逃到他家，被他的小儿子收容藏匿了起来。官兵追到，以金表引诱孩子，使他交出了这个逃犯。马铁奥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为了洗刷不义，亲手处死了自己的独子。马铁奥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发散出一种淳朴豪迈的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不法者之间的“义”来对抗法律，对抗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品德，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政治标准。

接着发表的《查理十一的幻觉》，通过神怪故事的情节再现了十八世纪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被刺案件的审判场面。在这里，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阴谋案件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正是通过那充满了鬼怪和鲜血的封建时代画面流露出来的。短篇《勇克棱堡》叙述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克俄军固守的一个堡垒的经过，描写出帝国时期法国士兵的英勇善战和乐观精神，表现出作者在丧权辱国的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对拿破仑帝国的怀念。在《一赌失足千古恨》中，梅里美又以欣赏的态度写出拿破仑时期一个青年军官的形象，他是一个颇有豪士之风的人物，任何人有困难求助于他，他莫不倾囊相助，但在一次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体面”和外国人进行的赌博中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他为此而内疚得几乎自杀。他在与英国舰队的海战中宁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最后英勇牺牲。梅里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所描写的这些正面人物所属的时代和社会阵营以及他们身上的特点，正表现了梅里美对自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倾向，而且，也是复辟时期流行的拿破仑崇拜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思潮明显地具有与复辟王朝相敌对的性质。

这一时期梅里美最具批判意义的作品是《达芒戈海上喋血记》，这篇小说揭露了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几内亚的土豪人贩子达芒戈向法国船长勒杜卖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后，自己也被勒杜劫持成了奴隶。在勒杜把他们运回法国的途中，达芒戈在船上发动黑奴起义，杀死了勒杜和全体船员，但因不会驾驶海船，妻子和全体黑奴都覆灭在海上，达芒戈一人被救出后不久也抑郁死去。

作者把法国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及其残酷、狡诈的手段作为小说揭露的主要内容。在达芒戈与勒杜船长成交的场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者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和最为可耻的诈骗：这些从非洲内陆各地被劫持来的黑人，像牲口一样被驱上了奴隶市场，一百六十多个黑人，勒杜只付给一些破破烂烂的物资作为代价，有的老人和妇女每人只值一瓶烧酒，有的甚至只值一杯烧酒。即使如此，勒杜还刁钻地抱怨黑种人退化了，以此作为借口竭力压低价格。作者对贩奴船“希望号”和船上奴隶非人生活的描写，更是充满了最辛辣的讽刺：勒杜船长“绝没有守旧的精神”，因为他把最新的科学技术用于禁锢黑奴，船上的手铐和铁链都是“按照某种新方法制造出来的”，整个“希望号”的结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装奴隶。因此，在六个星期以上的航程里，黑奴在船上只能拥挤地坐在一起，连伸腰的空间都没有，在勒杜看来，这完全正常：“他们有什么站立的必要呢？”“到了殖民地他们只会站得太多的！”勒杜有时也“讲点人道”，他声称：“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是人呀！”因此，他要维持这些黑奴在途中的健康，办法是每天让他们戴着镣铐出来“跳舞”、“玩耍”，用皮鞭驱使他们在甲板上蹦跳，就像“马贩子驱使那些圈在船上作长途远航的马匹踏足一样”。通过对十九世纪这些贩奴新技术的描写，梅里美把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尖锐地讽刺这些技术“正大可表示欧洲文明的优越”。他还把揭露扩大到政府当局的身上，在不止一个地方以暗示性的描写，使读者看出黑奴贩子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在法国海关当局的默许下进行的。

《达芒戈海上喋血记》在不长的篇幅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提出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时代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活动与非洲黑人的悲惨处境，而且，在作品貌似冷静的形象描写之中，深深地渗透着作家的愤慨之情，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可多得的。然而，梅里美在作品中的思想高度，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他当然不可能看出黑人解放的途径，因而，作品笼罩着一种悲观甚至绝望的气氛，过多地渲染了黑人的蒙昧与落后，最终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一个白种“文明人”的偏见。

梅里美在发表以上著名中短篇的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一部颇有意思的独幕喜剧《送最后圣餐的四轮弓车》（1829）。剧本描写的故事虽然被作者安排在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地秘鲁，但实际上写的是复辟时期法国的现实。剧本中那个身体衰弱、暮气沉沉、整天抱怨神经痛、昏庸不堪、极端顽固的总督，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这个总督和他的同僚营私舞弊、贪图特权，也是复辟时期统治阶级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故事中，不仅总督花钱养了一个妖冶放荡的女戏子，而且主教大人和大学士最后也都以这个女戏子为中心，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确是为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绘制出一幅绝妙的漫画式场景。作者的讽刺在这里是如此大胆无情，他所讽刺的对象又是这样生动并具有代表性，因而，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独幕剧，却一直到二十世纪还不止一次在法兰西剧院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