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魅影157（第2/20页）

同时，医生还注意到，我莫名其妙地知晓许多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各种知识，而我似乎不愿意拿这种能力示人，反而更希望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有时，我会无意中非常自信地提及已知历史范围之外、黑暗时代的一些具体事件——当我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时，我便赶紧打圆场，说这些事不过是说笑而已。有两三次，我还不经意地谈到了未来，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很快消失了，但有的医生认为，这种举动之所以消失，不是因为这种举动背后的奇怪知识渐渐消失，而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小心了。其实，我就像从其他遥远国度来的勤奋游学者，仍在贪婪地学习我身边这个时代的说话、习惯和观点。

一经允许，我便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没多久，我又开始临时制定了一些旅行计划，到欧洲和美国各大学去听一些专业课程，但这样的举动在此后几年里也招来不少非议。我从来没有与学术界切断联系，因为我当时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基本上都知道。在课堂上，我被当作继发性人格异常160的典型案例，但有时候我会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症状，流露出某种精心掩盖的嘲讽神情，这让站在讲台上的人困惑不解。

但说到知根知底的朋友，我真没有交几个。不论见到谁，我的一言一行总会让对方产生一种朦胧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就好像我的精神根本不健康一样。这种隐约而又可恶的恐惧感，在我和对方之间产生了挥之不去而又难以逾越的鸿沟。我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莫名其妙地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妻子就一直用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简直就是附在她丈夫身上的外星人。1910年，经法院判决，我们离了婚，即便在1913年我回归常态之后，她还是不愿意见我。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似乎能克服我的变化所造成的恐惧感和排斥感。他确实感觉到我已经形同陌路，虽然当时只有8岁，但他坚信我会康复的。当我真的康复后，他找到了我，法庭也恢复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相关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了。但我对自己造成的恐惧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命，他的思想、声音以及面部表情根本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关于1908年到1913年间的生活，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读者可以从那些旧报纸和科普期刊上（大部分是我万不得已才）公开的信息中窥见一斑。我拿到了原本属于我的资金，可以精打细算地拿着这笔钱悠闲自在地去旅行，到各种各样的学术中心去做研究。但我的旅行计划很与众不同，大部分都是到那些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长途旅行。1909年，我在喜马拉雅山待了一个月；1911年我骑着骆驼走进阿拉伯半岛的原始沙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至于旅途中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1912年夏天，我包了一艘船，航行到斯匹次卑尔根岛161以北的北冰洋，但后来大失所望。1912年下半年，我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独自一人挑战极限，跑到佛吉尼亚州西部巨大石灰岩溶洞展开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探险——那个漆黑的迷宫复杂得连自己回去的路都找不到。

我在各大学逗留期间，吸收知识的速度快得惊人，看起来继发性人格异常所具备的理解力要远远超过我原有的能力。我还发现，我的阅读和独立钻研的效率也高得惊人。一本书我可以一目十行、倒背如流，此外，我瞬间解读复杂算式的能力也高得惊人。有时候，媒体上会出现近乎令人厌恶的报道，说我影响了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我已经尽可能不表露出这种能力了。

还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报道说，我和某些秘密团体的头头脑脑过往甚密，而学者们则怀疑我与上古世界的某些可恶祭司有关系。这些流言蜚语虽然当时没有人去求证，但我借阅图书的记录无疑变相地为这些流言蜚语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去图书馆查阅善本，是不可能不让人知道的。但确凿的证据——以批注的方式——表明，我无时无刻不在阅读一些禁书，比如，德厄雷伯爵的《食尸教典仪》，路德维希·普林的《蠕虫的秘密》，冯琼兹的《无名祭祀书》，晦涩难懂的《伊波恩之书》162现存残本，以及阿拉伯狂人阿卜杜勒·阿尔哈兹莱德所著的恐怖典籍《死灵之书》。无独有偶，在我发生诡异突变的那段时间里，的确有一股地下邪教势力在秘密活动。

1913年夏天，我开始表现得有些厌倦，对接触到的知识逐渐失去了兴趣，同时开始向交往过的同僚暗示，我身上不久就会发生变化。我对人说，我早年生活的记忆正在恢复，但大多数人并不信，因为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偶发性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先前的私人文件里曾经提到过。大约在8月中旬，我回到阿卡姆，重新打开了我在克雷恩大街空关已久的房子。在家里，我用美国和欧洲各科研机构制造的零件，组装了一台异常古怪的机械装置，小心翼翼地不让能看懂它的人看到它。看到这个装置的人——一个工人，一个仆人，还有新来的管家——告诉我，那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虽然只有1英尺长、1英尺宽、2英尺高，但却是许多棍子、轮子和镜子组装在一起的。安装在中心的镜子是一面圆形的凸透镜。所有的零件上都能找得到制造厂商。

9月26日，星期五晚上，我把管家和女仆都打发走了，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直到深夜，家里都灯火通明，一个身材消瘦、皮肤黝黑、模样长得像外国人的男子开着车来到我家。家里的灯光大概一直亮到凌晨1点。凌晨2点15分，一个警察发现我家的灯灭了，但陌生人的汽车还停在路边。直到凌晨4点，那辆车不见了。早上6点钟，一个操着外国腔的人吞吞吐吐地打电话给威尔逊医生，请他到我家来，把我从一种罕见的昏迷中叫醒。后来经查证，这个电话——一个长途电话——是从波士顿北站的一个公共电话亭里打来的，但那个身材瘦弱的外国人从此便人间蒸发了。

医生来到我家之后，发现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安乐椅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张桌子。光洁的桌面上有几道划痕，说明桌子上曾放过什么重物。那个奇怪的装置不见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下落。毫无疑问，那个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外国人把它拿走了。书房的壁炉里全是灰，很显然，那是我患失忆症后写下的所有材料烧完后留下的。威尔逊医生发现，我的呼吸非常奇怪，在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的呼吸才变得均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