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卖给瓮中人（第3/16页）

“新的怪物，”布劳提甘说，“他才一百零三岁就入瓮了。是最年轻的入瓮者。不是他计划的。”他抬起头，低头，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是一次事故。简直不可能的一次事故，但他确实经历了这么一场事故，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不是事故。”利昂说，“警察？”完全不受布劳提甘发电报似的讲话风格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说服能力，他很清楚。一旦你的说话风格变得和他一样，你就能理解对方。反之当然同样成立。他们在同一个身份上相聚，彼此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很强烈，就像是同事之间的补偿性爱。“他是三重君主。非洲的一个共和国、一个岛、还有某个波罗的海小国，在国际元音线的另一侧，那里的语言发音佶屈聱牙，净是辅音，Mxyzptlk什么的。他们因为他在世贸组织和联合国受到惩罚——专门为他制订了整套整套的国际贸易法。所以不是普通警察，是外交上的事了。还有，他当然没死，所以事情就更复杂了。”

“为什么？”

“死人会成为公司，由董事会管理，而董事们的行为就算不是理性的，也是可以预测的。活人嘛，浮夸多变，难以预料。不过，换句话说——”他摆摆眉毛。

“换句话说，他们会买东西。”

“每隔很久很久，他们的确会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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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条理。他曾听一位减肥大师说，保持苗条的关键是真正“聆听身体”，在身体发出饱足的信号之后就停止进食。利昂聆听了自己的身体。它每天都想吃整整三张腊肠蘑菇比萨，外加一大块蛋糕。还有麦芽奶昔，老式的那种，用一台鳄梨色的塑料古董汉密尔顿海滩机在自家厨房也能做，装在红色电镀铝制高脚杯里。关于想吃什么这个问题，利昂的身体极其聒噪。

于是利昂没理它。每次他的大脑对他说，它想在沙发上一边看那种根据观众神经活动调整节目内容、以便提高观众专注程度的电视节目，一边打瞌睡，他对这一要求都置之不理。他会下定决心坐在床上，阅读打印出来的堆成山的提高自我的书籍。

每天早上，利昂的大脑边缘系统叫他在闹钟响后再赖一小时床，他也置之不理。他对早餐前完成一小时瑜伽和冥想之后的疲劳信息也置之不理。

他用意志把自己绷得紧紧的。上楼时，是意志驱使他捡起衣服；在踏入主卧所附的巨大更衣室时，是意志驱使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这间公寓是A特公司签约奖金的明智花法——考虑到汇率浮动等问题，这样做比手里攥着现金保险。这一百年来，在曼哈顿买房都很划算，比债券、金融衍生品或基金都稳定。）是自律驱使他每次都按时支付账单。也是自律驱使他每天吃完饭就洗掉所有的碗盘，每晚下班回家路上去食品店补充前一天耗尽的商品。

他父母从安圭拉岛过来看他，对他的井井有条开玩笑，说他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个小胖墩，六年级因为走到哪儿都留下一条食物痕迹，被老师发了个“汉塞尔和格蕾特尔奖”。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仍然是那个小孩，所有认真、精确、严谨、苛求的习惯其实都是因为他无情而坚决地不想变回那个孩子。他不但漠视自己内心对比萨的渴望、赖床的心愿、打车代步的想法、懒洋洋地开着电视随便换台虚度光阴的需求——他甚至积极否定这些东西，怒吼着让他内心的声音屈服，将它关起禁闭，让它再也不见天日。

而这——这——这就是他要搞清如何向入瓮人再次成功推销的原因：因为，如果有人能聚集这样一大笔财富，在扩张永不停息的机器王国中转投永生，那他一定是一个一生都在否定自己的人，而利昂对这种感觉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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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东区这些年来历经兴衰：贫民区、富人区、中产区、巨富区、贫民区。前一年，房子都样式时髦，带有这个光速逐利时代之前的旧式夜夜笙歌的浪漫风格。下一年，房子只剩下夜夜笙歌的痕迹，房东破产，接管人竖起纸般的薄墙，把敞亮的高顶大公寓隔成一间间出租房。街角商店向衣食无忧的信托嬉皮士出售经过基因改造的玩意儿，用来卷烟抽，可以干扰某些极其具体的脑部结构；后来他们又向不肯与他们目光相接的绝望母亲出售凭票购买的牛奶。店主具有感知风向变化的天赋，可以随之调整进货。

利昂在他这个街区行走，也嗅到了风向变化。店主似乎把打折幅度加大了，货架上的高热量酒精饮料变多了，配有美国食品局规定的解释营养成分小册子的高档的低卡能量食物变少了。招租告示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一片建筑工地上已经一星期不见人影了，挂着锁的工头棚屋上浮现出斑驳青苔。

利昂不在乎。他有过苦日子，而且不只是学生那种清苦。他父母从罗马尼亚来到安圭拉岛，追逐着避税天堂，梦想着靠开书店和当保安大发一笔。他们算错了移民时机，空降在灾难性经济大衰退时期，结果只得住在一栋曾是豪华酒店的贫民窟大楼里。他们和偷渡来的墨西哥人一起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奴隶。作为其中唯一的罗马尼亚人，他们帮这些文盲墨西哥黑工给墨西哥领事馆发出绝望信函，条件是他们教利昂西班牙语。墨西哥人渐渐少了。与法律意义上的奴隶相比，实际意义上的奴隶的优点是经济衰退时，可以直接撵走他们，把他们的食宿开销从账本中划掉——最后只剩下了他们一家人。没了人群的庇护，当地政府发现了他们，他们只好转到地下。回布加勒斯特是不可能的——机票太贵了，就像逃税者和重度赌徒往返安圭拉机场的私人飞机一样遥不可及。

苦日子变得更苦了。利昂家过了三年地下生活，沿街叫卖，太阳把他们晒成了难以判断民族的棕色皮肤。十年后，他父亲终于成功开了小书店，母亲面向游轮一日游的旅客开了一家服装店，那些日子像一场梦。一旦他离家前往美国上大学，他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娇气的富二代，他们的财富都是他父亲列表统计过的，于是他突然全都想了起来，琢磨着这些穿着精心撕破的衣服的孩子，是否能在垃圾堆里找饭吃。

下东区的粗糙之处让他觉得自在，让他觉得自己仍然在游戏中领先，拥有某种邻居们永远不会有的能力——在富人与穷人的世界之间游走。他确定，这些世界中的某处藏着一个秘密，让他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某笔巨大财富中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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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访客。”卡梅拉说。卡梅拉是前台小姐的名字。她是波多黎各人，但已经是不知第几代移民了，他的西班牙语都比她说得好。“我让他在活客厅等你。”那是A特公司三间会议室中的一间，这个名字是个很烂的双关语，房间里面的每件家具都是活的树木和灌木做成的绿篱雕塑。这里出乎意料的舒服，极其轻柔的微风送来一阵甚至更为轻柔的忍冬芳香，感觉极其逼真，他甚至怀疑是从另一层楼的花圃里泵过来的。要是他来设计，他就会这么做：最理想的仿真就是使用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