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第3/4页）

但是，他们搜集我的脑电波，勘察我的思想，甚至控制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让我整日梦魇，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受迫害妄想症，那位年轻的军师应该接受治疗了。”司空炬心想。而王是非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知道，金属网是可以屏蔽电波的，于是找来各种金属丝，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在物理学上，这叫法拉第笼。草原上要找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因此，我的帽子也显得很是五彩斑斓：有铁丝、铜丝，有铅灰色也有亮橙色，有长有短。

不过，这顶帽子也并没能救我。他们的仪器功率太强大了，我依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身体的异常和大脑的疼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察觉到仪器勘察我脑电波时引起的一圈一圈的震荡。

我决定逃离。

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北，进入蒙古国境内，那算是真正的投敌叛国了；二是向南，到山西去拜母亲的坟。但到了蒙古国语言不通，如何谋生实在是个问题，我没有成算，最终还是决定向南，希望能通过这一次逃亡见到父亲，并且摆脱脑电波仪器对我的监视和控制。

我在中国地图上先研究了路线。从东乌旗贺斯格乌牧场到锡林郭勒盟驻地锡林浩特市，要两三百千米，再一路向南，经元上都遗址，从张家口进入河北，进入山西后，经五台山、娘子关，到达父亲下放所在地——山西省榆社县讲堂公社将军墓村，有三千里路。按平均每天走五十里的速度，得两个月。

为了这次出逃，我做了精心的准备，配备了军用水壶、手电筒以及防身用的杀羊尖刀。并拿出所有财产，跟牧民交换，弄了几十斤面粉，全部做成了馍。为了便于保存，这些馍都被烘烤得很干。出逃前的那个夜晚，我偷杀了一只自己看管的羊，饱餐了一顿。反正豁出去了。

当然，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脑电波监控仪。那顶金属丝编制的帽子屏蔽效果不好，我也找到了替代品——小土坯房里那口煮食的铁锅。我用两根鞋带，拴在锅耳朵上，再在自己的下巴上系紧。上路前，我对着夜空狂笑：这么厚的铁锅，看你们还能侦察我的脑电波吗？

“你成铁帽子王了。”司空炬开了个玩笑。

“那是真正的社会底层的贱民。”军师叹息了一声，“这副尊容，我后来读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像一个侠客。当时，心中也确有侠客的悲凉。要是碰上有人拦截我的话，那把杀羊尖刀真会捅下去。”

这模样上路，当然要避开世人，所以我时常昼伏夜行。即使白天要赶路，也尽可能小心，不让人发现。山坳、沟边都是我睡觉的地方，真正的地为床、天为被。好在那时是夏天，不然我已被冻死好几十回了。

无论如何，能够活着见到父亲都是一个奇迹。一路上，我挨过饿、生过病，甚至在内蒙和河北的交界处遇到过掉队的独狼。我拔出尖刀，瞪着血红的眼，跟它对峙。我甚至希望它扑上来：要是我杀了它，狼血、狼肉会给我充沛的体力，支撑我见到父亲；要是它杀了我，那也好，一了百了，再也不必害怕有人能监控我的脑电波了。

等我终于见到父亲时，他认不出我了。但我能认得出他，虽然他基本上变成了山西老农民的模样，但那双眼睛还没有变，依然有教授的智慧在里面闪烁。当父亲终于叫出我名字的时候，我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阶级斗争那根弦，在这里同样也绷着，但毕竟是在偏远山区，也许绷得没那么紧，跟边境上的内蒙古牧场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里是父亲的老家，乡民们还记得我爷爷当年的厚道。没人去告发我，这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

我没有条件进精神病医院，但这样也好，真要留下了住精神病院的记录，我后来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了。父亲用物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脑电波监控仪的制造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真有这种仪器，也最多能监测到电压有多少伏特，电流有多少赫兹，而仅仅靠电压和电流就能搞懂人的思想，纯属妄想。

我并不相信父亲，但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再把锅或者金属丝帽戴在头上，说不需要脑电波监控仪，这副打扮就会害死我俩。我听从了父亲的话，取下了铁锅，整天躲在屋里昏睡。不过，我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哪怕是在睡梦中。如果有人闯进屋里来抓我，我就抓起放在枕头下的尖刀，从木窗翻出去，逃进太行山中。

我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两三年的时间里，却也渐渐地不药而愈。父亲又说：“你还是把书本翻开，把高中学的那些知识拾起来吧，国家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纵观中国历史，总是乱治交替，而且周期都不长。也许你运气好，活得到治世来临的那一天。如果真有那天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自己的运气。”

是的，我不能辜负自己的运气，不能辜负少年时代就具备的舍我其谁的豪气。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开始悄悄温习功课。

后来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了，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年父亲也平反了，回到了北京，补发了工资。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89年我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既然了无牵挂，我干脆就留在了美国。

这就是我的故事。

“乌仁哈沁呢？”司空炬问道。

“她死了。”军师面无表情，“大学毕业后，我回过一次东乌旗斯格乌拉牧场，打听到她的情况。当时中国跟北方的苏联、蒙古国关系都非常紧张，因为她家是牧主成分，不适于再住在边境，被命令举家向南迁往巴彦淖尔。我进监狱不久，她家就在被监视的状态下搬迁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

“迁过去没多久，哈沁就临产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生下孩子，结果难产而死。1985年，我去过巴彦淖尔，在她的坟墓上痛哭一场，烧焚了她留给我的所有信物——除了你看到的这把马头琴。

“我前半生受苦太多，却有一个女人背负起了我所有的苦难。我后来没有结交过其他女人，是因为我有一个可笑的理论，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善良才是最大的性感。对于哈沁，我造孽太深，一切是非都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王是非。

“我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些，现在，该你来说说你对这轮融资的想法了。”

“可……可……可是，你的悲剧都是时代造成的。”司空炬结结巴巴地说道，“现在，整个社会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解放，民主、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那样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