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第3/8页）

周恩来最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每天以多路小股的形式，用汽车搭乘步兵并配合少量坦克，在宽大正面上进行武力搜索。一周之内，“联合国军”的小分队即多次进出乌山里、金良场里和利川。之后，又把这种活动扩大到原州、宁越一带。

经过不断侦察与试探，以及以往同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李奇微发现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由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磁性战术”，即倚仗美军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始终同中国军队保持接触，以进行消耗战的办法来制约中国军队。

1月25日，李奇微又发起了“霹雳行动”。李奇微集中5个军16个师3个旅一个空降团共23万兵力，全线发起攻进击。他吸取了过去失败的经验，采用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要突击力量，互相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以汉城为主要攻击方向。目的是重占汉城，将中朝军队压回到三八线以北。

2　与金日成的会谈

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迅速追击敌人；金日成提议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但敌人明明是在引诱我军南下，我们怎么能硬往敌人设下的圈套里钻呢？

1951年1月8日，朝鲜北部白雪皑皑，朔风怒吼。

成川郡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接到柴军武的电报：金首相拟10日晚赴彭总处商谈尔后作战问题。金日成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足，若时间过长，待河川化冰后，增加部队运动困难。

彭德怀看着柴军武的电报，当天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的争论历历在目……

拉佐瓦耶夫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进入朝鲜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即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总顾问。当拉佐瓦耶夫得知彭德怀下达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命令时，立即与彭德怀会晤，指责道：

“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

彭德怀冷静地回答道：“经过三次战役，我军伤亡很大，兵员不足，现已很疲劳，又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上不去。敌人是摩托化，我军是两条腿，这怎么能够追上敌人呢？而且如果再将敌人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角，敌人集中了，又有洛东江阻隔，更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

“歼灭不了敌人，我们多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拉佐瓦耶夫不服地说。

“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地方也保不住，地方还会被敌人夺过去的。因为我军并不占优势，又是疲劳之师，后方空虚，供应也补给不上，增援部队还上不来。”彭德怀反驳道。

“只要我们继续追击，不给敌人喘息时间。敌人肯定会继续败退。敌人为避免被歼灭，肯定会撤出朝鲜。”

“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来侵略朝鲜的，因此肯定不会轻易撤出朝鲜的。你们说，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那么就让敌人自动退出，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可以留一点面子吗？这比逼着敌人退出不是更好一些吗？何况依我军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逼迫敌人退出朝鲜。”

入朝以后，彭德怀襟怀坦白，处处以身作则，对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同志和苏联顾问谦逊礼让。中、苏、朝三方之间相敬如宾。但是，在作战问题上，中、苏、朝三方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和争论。

第一次战役后，中、苏、朝发生了第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采取诱敌深入呢，还是采取乘胜追击的战术”。彭德怀进行了耐心的说服，终于使苏联顾问和朝鲜同志接受了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第一次战役是在志愿军不意之中与美李军遭遇，我们利用了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敌人利用机械化迅速退集清川江左岸，并在新安州、价川地区构筑野战工事，严阵固守。当时，敌人技术装备比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如果采取粗鲁的强攻，是毫无取胜把握的，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仗。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傲和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是当时进行第二次战役唯一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是朝鲜领导同志，当时不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针，他们当时忽视了敌优我弱的具体条件，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是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战告捷，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隔在三八线以南的部队逐渐收拢，并补充了大量的兵员，至1950年11月中旬，人民军在北朝鲜地区的部队已有4个军团，计17个师另两个旅两个团，共16.8万人。另外，留在敌人后方进行战斗的第2军团有一个师另一个旅一个团。其中，人民军第1军团4个师计4万人已投入一线作战。人民军刚刚恢复战斗力，情绪很高，积极要求参战。

这时，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部队共有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中朝一线作战的部队共计42万余人。从11月份开始，苏联防空军部分部队出动到鸭绿江的上空作战。此外，朝鲜人民军尚有一部分空军可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将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前两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人民军零星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战役行动的，如在第一次战役的东线战场，志愿军第42军在人民军一部的配合下，完成了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西线战场作战。但是，中朝两国军队在组织指挥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中朝军队在战役行动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协调与指挥，造成在作战中有时发生混乱现象，影响了战役行动的顺利展开。例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正在博川东南围攻美24师，而朝鲜人民军坦克师却奉命向顺川挺进，误击志愿军围攻部队，使被围之敌逃脱。另外，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有时形成忙乱的局面。尽管这些现象还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必将给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1月3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并告彭德怀、高岗：“目前正值战役间隙期间，毛主席向金首相建议，可否于本月10日前后到彭德怀同志处与高岗、彭德怀两同志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一切问题，不知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速询告，以便通知高岗同志赶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