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痛改前非

在1908年和1909年，我们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在1912年和1913年，我们仍然有好机会。现在，我们必须取得彻底胜利，否则什么都没有了。

——奥地利陆军大元帅弗朗茨·康拉德

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与弗朗茨·康拉德（Franz Conrad）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他俩在奥匈帝国应该如何对付塞尔维亚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不合。但是，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他俩之间的分歧消失了，竟然成了合作伙伴。如果你理解了他俩之间的这种变化，就等于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康拉德（世袭贵族出身）有军人的铮铮铁骨，有时甚至是个狂热的军人。他父亲是军官，他从11岁就接受军事训练。1906年，他在54岁的时候成为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他身材结实魁梧，胡须在嘴角处向上翻起，看上去令人生畏，灰白的头发被修剪成矮树丛状。他是个工作狂，专注于把大杂烩式的奥匈帝国军队转变成一支现代化的高效战争机器。他不断地草拟和颁布新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因为他痛苦地感到帝国软弱的军队无法维持帝国在欧洲大国的地位。他坚信唯一能拯救帝国的办法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坚持己见，其中最重要的是阻止塞尔维亚人无休止的颠覆活动，如果有机会，就应该消灭塞尔维亚。他不断地向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请求进攻塞尔维亚，这使得约瑟夫皇帝讨厌他。他甚至多次要求进攻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王国是奥匈帝国的官方盟友，已经从奥匈帝国攫取了不少领土，但还觉得不够。1911年，康拉德由于过于好战而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一年后，巴尔干战争爆发，他的才能和能量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官复原职的他表现出一贯的好战作风。在1913这一年，他总共提出了不少于25个针对塞尔维亚的作战建议。

贝希托尔德伯爵与康拉德不同，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非常富有，有很高深的教养，是个喜欢享乐的贵族。他看上去很优雅，充满安宁的自信，衣领和袖口雪白无瑕，领带夹上镶有钻石。他能讲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他娶了一位匈牙利女继承人（他拥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籍；当被问及国籍归属时，他说自己是维也纳人）。他拥有一个驯马场。他的迷人风度很有名气，曾征服过无数女人。人们普遍认为他性格软弱、懒散、轻佻、不可靠。他早年是驻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官，这个工作最适合沉醉于各种享受的贵族青年。1907年，他成为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1912年，他50岁，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危机，塞尔维亚从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得大片土地，维也纳在这场危机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越发感觉到他是个怯懦、摇摆不定的人。康拉德认为，贝希托尔德在与狡猾的强国搞外交时，缺少保护哈布斯堡利益的勇气，许多人赞同康拉德这个看法。贝希托尔德知道，有许多重要的人物认为他不配做外交大臣，所以他努力修补自己的名声。此时，他愿意接受康拉德一直在鼓吹的理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最薄弱，如今已经浪费了许多好机会。他认为，未来几年好机会不多。现在，塞尔维亚变得越来越强大，俄国也慢慢恢复国力，所以，他和康拉德都决心绝不能让下一个好机会从手中滑落。总之，他变得很危险：一个软弱的人假装强硬。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仅48小时后，他就呼吁给予“塞尔维亚一个决定性的最后清算”。

1914年前后，奥匈帝国是个衰败之中的二流帝国，拼命想维持自己在诸欧洲强国之间的传统大国地位。在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失去了领导德意志诸邦国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德国最伟大的首相、德意志帝国的创始人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驱赶走的。接着又丧失了包括托斯卡纳（Tuscany）、伦巴第（Lombardy）在内的大片领土，掠夺者是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此时的意大利国势并不强，主要是因为有法国的帮助。奥匈帝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陈腐不堪，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领先于时代，这个特点使得奥匈帝国举步维艰。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年代，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拼凑出的集合：它有16种语言、13个民族、分为5个大区、由16块土地组成、拥有2个议会。但是，如果奥匈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最终成为统一的整体，那么它就有潜力成为整个欧洲的榜样。斐迪南大公似乎理解奥匈帝国的这种潜力，但约瑟夫皇帝因此而不喜欢他。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奥匈帝国就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带领帝国渡过1914年的危机。斐迪南大公一直不喜欢康拉德的军事冒险欲望，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抑制康拉德。面对毁灭中的欧洲，贝希托尔德曾经悲伤地说：“斐迪南大公是帝国最需要的人。”

跨过匈牙利最南面的边境线，就进入了恐怖的塞尔维亚王国，只要有可能，塞尔维亚就愿意挑起动乱。不仅是鹰派人士康拉德，还有许多奥地利人都认为帝国必须做出一个简单的抉择：要么在巴尔干问题上强硬起来；要么被那个在俄国的帮助下充满敌意的巴尔干麻烦制造者逐步吞食。塞尔维亚不仅是个外部威胁，而且还引发内部矛盾。塞尔维亚的每次胜利，似乎都能激发奥匈帝国内部许多少数民族谋求独立或者联合的欲望。只要一伙人感觉自己与某个民族有文化、宗教、血缘、地理等方面的一丝联系，他们就能把这种联系作为联合的理由。在1914年前的10年里，这就是制造动乱的药方，一个动乱接着一个动乱，每次新动乱都向巴尔干这剂毒药中增加新的毒素。

第一次动乱发生在1906年。这次动乱有些像维多利亚时代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幽默剧，被后人称为“猪肉大战”。那时，塞尔维亚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接壤，这个条件给了扩张主义者许多可乘之机。维也纳政府官员被激怒了，他们竭尽全力寻找给予反击的办法，最后决定通过禁止进口塞尔维亚的猪肉以及生猪来在经济上惩罚塞尔维亚，借以制伏塞尔维亚。他们推行了5年的禁运，除了让维也纳政府官员自己感到荒谬之外，禁运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塞尔维亚找到了许多海外市场，从而增加了猪肉出口。塞尔维亚人从这次经历中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代价的情况下挑战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当然，塞尔维亚人也许仅仅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事。但是，无论塞尔维亚人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他们反正都是在挑战哈布斯堡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