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最近的历史中，没有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可以与一九四五年的帝国陷落相提并论。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哪一次在一个帝国的崩溃中死去如此多的人，摧毁如此多的城市，使如此多的广袤土地成为荒原。担任美国两任战时总统顾问的哈里•L.霍普金斯在看到柏林的堆堆废墟时，提到了历史上朦胧昏黑的画面，并回想起被摧毁的城市迦太基（迦太基帝国的古老首都，曾是古代重要的贸易城市。该帝国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曾是海上大国，与罗马人有过三次冲突。在最后的一次战争中，该城被罗马人彻底摧毁。），这是有道理的。

过来人经历了什么，遭受了什么，不只是无法避免的现代战争中那毁灭性力量和彻底失败带来的可怕场面，而更多的是在临死前的挣扎中——希特勒帝国就是在这挣扎中消亡的——似乎有着一种力量，在操纵着整个过程。它使出浑身解数，不仅是要结束它的统治，而且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走向毁灭。希特勒上台伊始及后来，曾多次声明他永远不会投降，一九四五年初，他还向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保证：“我们可能会遭到毁灭，但我们崩溃时要带上一个世界。”

希特勒很早就意识到，战争已经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就有过这种言论，但他仍然拥有足够的毁灭性力量。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在号召坚持到底和呼吁拼死防守的基础上，一种类似欢呼的声音清晰可闻，就像他在获悉德累斯顿被炸后罗伯特•莱伊成功突围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们现在不会被德国文化的纪念碑所遗忘了！”按照戈培尔的说法，是“遭猛烈敲打的监狱围墙”，现在“被推倒在地了”。希特勒本人在一九四四年秋以及在后来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发布的所谓“尼禄命令”中，就宣布要去除所有维持生活的前提：破坏工厂和供应设施、街道、桥梁和下水道系统，落入敌人手中的，只是一片“文明沙漠”。

战争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度过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让人修建了这个地下室。从这距离地面有十米的地方，他调动着早就被打得丢盔卸甲的军队，发起一场场从未真正进行的决定性战役。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贝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谋杀犯，当他看到由钢筋水泥浇铸出来的元首大本营时，得出了这样的观察结果：“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的希特勒——这是真正的希特勒！”确实，冷酷、脱离现实生活的毁灭意愿和像演戏时的那种激情结合在一起，主宰着希特勒在最后阶段做出的各个决定，许多是他乖戾的性格特征的产物，确切地说，从他越来越与世隔绝的那几个星期里的所作所为里，根本不可能对推动着他一生的那个力量做深入的研究。所有的东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解：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他仇恨世界，拘泥于早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喜欢做一些使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匪夷之想。但最具轰动性的事情——他一生都热衷于搞这样的轰动效应——仍一件件出现，和以前一样，甚或更为出色和辉煌。

去想象和理解这些事情，自然要了解希特勒公认的权威性，虽然所有看到的人都一致说他已日渐衰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有着绝对的权威。此时甚至他身体的衰老和在房间走动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力不从心，反而给人以心灵上更大的震撼。反正没有人敢于反驳他。久经沙场的将军和功勋卓著的军官们，在每天召开的形势分析会上大气也不敢出，只是面无表情地跟随在他的周围。他们机械地执行着发出的每项指令，尽管他们知道这些命令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

对所有这些事情和其他的情况，这本书将提供许多而且大多是令人震惊的例子。它们对这些事情做了独一无二的生动描述。令人惊异的，是在元首地下避难室里发生这么多事情时的“朦胧光亮”。这一说法来自英国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他是第一位真实可信地描写“希特勒最后的日子”的作者——他1946年就出版的著作即以此命名。时至今日这一光亮没有变得稍许清晰一点。单单希特勒是怎样自尽的，他周围的证人就有至少四种互相矛盾的说法。类似的还有，这位独裁者和在前一天晚上和他结婚的妻子，他们两人尸体的去向，此外还有苏俄方面所宣称的对帝国总理府发起的“冲锋”等等。

资料中的不确定性，部分是由于关键性的调查取证，包括特雷弗-罗珀的调查工作，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后就着手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证人要么在战乱中走失，要么被关进了苏联的战俘营里，大多难以找寻。不仅是守卫帝国总理府的众多党卫军成员，还有在柏林这一战斗地区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和生活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们，他们直到一九五五年，在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康拉德·阿登纳于1955年访问苏联，促成了西德和苏联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以及释放仍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的最后一批一万名德国战俘。）后，才回到了德国。

在这不经意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对这一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影响最大的事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但询问他们的时机被错过了。无论是对事情本身还是涉及到这些或那些事情的直接参与者们，都引不起很大的兴趣。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的陷落虽然被理解为一场民族灾难，但民族已不复存在，灾难这一字眼也随着时间上距离的拉大，成为德国吹毛求疵辩论的牺牲品。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崩溃更是“命运”决定的，是对责任的一种否定，好像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从积聚起来的历史雷雨云中劈下来的闪电雷击。再者，它并不包含解放的思想，而这在每次回顾一九四五年时已成为大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

这是人们在研究和收集有关这些事情的资料时，所碰到的第一个关于奇怪的无动于衷的话题。只是一些大多是英美出身的涉猎历史的记者，从六十年代起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询问了在场者。在其中起着作用的，是恰巧历史学在那段时间里发现了历史进程中结构所具有的意义，简单地说，开始认为比起历史事件，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开始观察一段历史时，一般都要做一个基本的还原，但这种做法从那个时候起被斥为“非科学的”，历史叙述的技巧也遭同样的命运。同时，每个来自某些戏剧性片段的历史素材，也被弄得声名狼藉，似乎对它们的叙述结果肯定是“黄色历史”一路的货色。占着主导地位的这代历史学家，就他们的禀性来说，大多受小事件的诱惑，而从根本上害怕更宏大的、充满着紧张的过程。可现在的编年史作者们放下了手中的放大镜，因为每个时段里这一些和那一些事情相互之间的关联，有着它的意义，会提供那些观察细枝末叶所无法得到的认识。